第九章 霸权机制的不完全衰落（第5/11页）

如第三章中所示，通过分析世界权力分配的变化，以此为基础，惟有霸权稳定论，尽管尚显粗糙，对国际机制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并非老生常谈的解释，这一理论经过修正后并未预言什么。它不应被视为一种理论，而仅仅是一种有助于描述或说明而非解释的观念框架。第三章简单谈及霸权稳定论，我只讨论了其粗糙的基础型力量模型，这一模型以其最为集中的形式，将近期以来国际机制的变化归因于美国权力的衰落。按这一理论的解释，是美国自身的权力导致了其衰落。这种理论过于简单了。由于该理论只依赖于一个变量，即在整个体系层次都发挥作用的行为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如果能够兼具正确性和全面性，则不失为一个强有力的理论解释。

将战后国际机制的衰落归因于美国权力的削弱必须符合下述条件：首先，必须表明机制变化的模式与有形权力资源的变化二者之间具有一致性；其次，对于资源变化如何引起机制变迁，必须有可能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亦即必须确认权力衰落和机制变迁的联系不是因该理论之外的其他力量所造成的。例如美国国内政治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对于国际货币机制具有重大影响，同时，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模式和国际竞争的压力也使贸易机制发生了改变（Strange, 1979; Branson, 1980; Cowhey and Long, 1983）。

对于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这一阶段，霸权稳定论正确地认识到：较之于其他大国，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然下降。第三章显示，美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在1950年近3倍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到1977年则跌至仅为其1.5倍（见本书表3.1）。据估计，美国国民收入1976年占市场经济国家总额的31%，1960年时甚至曾高达45%（Krasner, 1982, p.38）。另一统计表明，1960年至1980年，其国民收入由占全世界的25.9%跌至21.5%（Oye, 1983a, p.8）。[3]表9.1显示，同期，在美、欧、日三方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中，美国所占比例由60%降为40%。但是，显而易见，美国并未沦为一个二流强国：“在广泛的领域，它仍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行为体”，尽管“在许多问题领域，由于对任何政治目标和特定经济利益都不存在外来威胁，由此而在美国50年代所引起的松弛懈怠，在70年代已不复存在”（Krasner, 1982a, p.39）。

表9.1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美国、欧共体和日本三方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中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各系列所统计出的比值分别来自下列资料：（1）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理事会系列，1971年，引自Oye等，1983年，表1-1，第8页；（2）UN Yearbook of National Accounts Statistics，1980（NY: UN, 1982），表1A, pp.5—7；（3）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82，表3，p.115。

但是，我们必须谨记：虽然美国经济实力在50年代至80年代有所下降，但并不意味着未来也将如此。经济实力下降虽与国际机制变迁相关联，也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对此我们仍需加以论证。但是，在美国能力全面衰落的基础上，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三个问题领域中机制变迁的模式是如此不同，而基于力量基础型模式的霸权稳定论又过于笼统，既未对议题领域加以区分，也无法对事件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权力即资源”这一理论的应用应视具体领域而定。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在某一领域美国能力衰落的程度与相关机制变迁的程度，二者之间应具有某种可为人们所察觉的联系。

我们很容易就能估算出不同领域中各国实力的转移。1950年，美国国际储备占全球49%，至1960年跌至21%，1976年更降为7%。同期，美国出口额也由18%跌至16%，再至11%。美国在世界原油生产中所占比重也从1950年的53%，降至1960年的30%，1976年则仅为3%（Krasner, 1982, p.38）。但是要理解这些数据的真实意义却要难得多。如奥代尔就曾指出在国际货币领域，仅以国际储备作为权力的标识，将会造成误导（Odell, 1982, p.219）。

如果仅以国际储备为标准，1972年，德、日两国的金融力量都强于美国。然而德、日并未更为积极地利用其增长的金融力量。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它们金融权力的增加要小于其在全球储备总量中所占比例的增长。由于必须广泛持久地依赖美国保持其经济的相对封闭性，它们对货币政策的净影响力被大大削弱。国际货币政策属于宏观政策范畴，汇率涉及国际商品、服务及资本交易的所有部门。……（因此）货币权力应属于普遍权力的一部分，而不仅是其他“话题”中的一个个案。[4]

在贸易领域，衡量一国实力（例如在世界进出口中的份额）必须考虑到这一因素：当事双方在贸易中断或更改合同条款时所面临的相对难度。对于其他条件对等的两国，人们往往会预期拥有较大市场的国家要更占优势，但具体情况如何，则取决于双方的机会成本的高低，而未必总与领土面积成反比。在特定环境下，寻求纺织品或粮食的替代供给要比石油更为容易，而得到花生和香蕉与先期获得事关国计民生的能源和紧缺物资，二者难易程度则不可同日而语（Hirschman, 1945/1980；Keohane and Nye, 1977，第1章）。

有鉴于此，凡是任何声称能够“证实”霸权稳定论的发现，我们都需谨慎对待。因此，货币、贸易和能源领域机制衰落的速度与衡量美国在各领域的能力所使用的标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无论这一关联是多么微妙）？这一问题很值得研究。在每一领域，我将美国的能力与其他主要工业国，即欧共体（包括70年代时所有9个成员国）和日本，作了比较。鉴于奥代尔提出的批评意见，在货币领域，我不仅以表9.1国内生产总值为依据，而且以美元在世界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作为另一衡量标准，从而与资本市场在霸权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相呼应（见第三章）。在贸易领域，表9.2综合考虑了进口与出口两个因素，表9.4显示出互为对方出口市场的美国、欧共体、日本三强之间的相对重要性，这些直接关系到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因为关闭市场阻止对方进口是贸易谈判中的重要砝码，出口则反映了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美国在石油领域的权力不仅与产油国相关，还必须与其他工业国相比较才能作出决定。对于前者，我用美国原油进口量以及国内生产能力超额量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对于后者，我重点关注进口原油在能源需求中所占的比重，因为这显示出美、欧、日三方对进口的相对依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