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7/13页）

“可怜的老伙计澳洲小龙虾，”他们会说，“可怜、该死的杂种。”

很长时间没什么事发生。在被洒掉的阿拉克烧酒弄得黏糊糊的咖啡桌上，多里戈替朋友写情书，永生不死的矜夸渗出凡人的欲火，一成不变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在炮火的照明下给你写信——”

接下来是叙利亚战役的岩石、干山羊粪球、干橄榄叶，背负沉重的行囊，滑溜着从塞内加尔人因时间因地点而肿胀的尸体旁经过，他们的想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同时传来远方别处战斗和小冲突的枪声、爆破声、爆裂声。死人和死人的枪支弹药及行装像那地方的石头一样散布着——无所不在，无可逃避，他们没有躲着走，而是在死人肿胀的身形上踩踏而过——任何评论或思想都无法触及的身形。三个拉骡子的塞浦路斯人中有一个问多里戈·埃文斯，他们到底在被领往哪个方向。他完全不知道，但早在那时他就懂得必须说些什么使他们抱成团儿。

附近一头骡子叫了，他从眼角抹掉一个沙土结成的球，四下望望他们所在的高粱地，再转回头看两张地图：一张他的和一张拉骡人的，在重要细节上，两张地图没有任何共同处。终于，他看指南针确定了方位，结果跟两张地图都不吻合，但他做出过那么多决定，靠的是一种多数情况证明为正确的本能，如果没被证明为正确，他至少采取行动了——经验使他认识到行动往往更重要。他是澳大利亚帝国部队第2/7伤亡人员中转站的第二负责人，靠近前线，他们接到命令要在一个战术性撤退的混乱中转移战地医院——第二天，战术性撤退的混乱将变成战略性进军的混乱。

伤亡人员中转站的其余部分用卡车撤离到远离前线的后方，他和最重要的物资设备留下来等最后一辆卡车。来跟他会合的不是卡车，而是由二十头壮骡组成的骡队、三个塞浦路斯搬运工和几个新指令，凭靠这些，他要携带物资设备前进到新开辟前线上的一个村子——按照他们的地图，村子在二十英里以南；按照他的地图，村子在二十六英里以西。小个子、喋喋不休的男人，这些塞浦路斯人给盟军在叙利亚对抗维希法国军队的旅行马戏表演锦上添花，在一个规模大得多的战争中的小规模战争，没有人过后还记得它。

12

两天的行程，他们走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第二天，在一条通向山里的很陡的坡路上，多里戈和三个拉骡人遇到一个由来自塔斯马尼亚的七个机关枪手组成的野战队，他们的卡车坏了。在一个名叫土人伽迪纳的年轻中士带领下，他们正向同一目的地前进。他们把维克斯式步枪、三脚架、金属弹药箱搬到备用骡子上，一起继续前进，土人伽迪纳有时轻声唱歌——当他们爬上又翻过布满岩石的斜坡陡坡，穿越沟壑、被毁的村落，走过正腐烂的尸体、摇晃的半立半倒的石墙时。一次又一次，泼洒的橄榄油散发着臭气，死马散发着臭气，散乱的椅子、破桌子、破床散发着臭气，破房子坍塌的屋顶散发着臭气，敌人的七〇五式加农炮前后不停地捣击。

从山上下来回到低地，他们经过干燥的石墙——在二〇五式加农炮的轰击下，这些石墙没给现在平静地躺在四散的，破烂行装、破武器、破法国锡帽中的人提供保护。他们继续前进，越过死人：死人在由无谓堆积起来抵御死亡的岩石筑成的半月形齐胸掩体里，死人在高粱地里肿胀起来——被炮弹毁坏的古代石建水道流出水，把高粱地变成了充满腐殖物的可怕湿地——试图逃生而躲进一个七户人家的村子里的十五个死人，躺在毁坏的清真寺叫拜塔前的死女人，她的一小捆东西裹在破布里，散落街尘，牙齿在一个南瓜顶上，一辆烧毁的卡车里，被炸的死人碎片散发着恶臭。

之后，多里戈·埃文斯记得那块破布褪色的红白花图案多么漂亮，他没记住多少其他别的，为此他觉得有种奇怪的愧疚感。他忘了弥散在村里破房子周围的石屑被吸到嘴里的呛味，那瘦骨嶙峋的死驴子和那几只死去的可怜山羊的气味，残破的屋顶平台的气味，炸毁的橄榄园的气味，强力炸药酸涩的臭气，泼出的橄榄油浓重的气味，这些气味融在一起，他把这气味跟人类处于困境连在了一起。为了把死人屏蔽在鼻孔外面，他们抽烟；为了不让死人猎食他们的头脑，他们说笑话；为了提醒他们自己他们还活着，他们吃东西。土人伽迪纳对自己是否可能会被杀死长篇大论了一番，但是他确信他的运气总是在变好。

半夜通过粟米地，他们看见绿色信号灯照亮了一个被毁的村子——法国人通过激战从澳大利亚人手中夺取了村子，又莫名其妙地放弃了。法国人进攻时用高射炮，把守卫村子的澳大利亚人变成了非人的物体：正在干燥的深红的肉和被苍蝇腐蚀的内脏，被烧着、被粉碎的骨头和反咬裸露牙齿的脸，那些恐怖的死亡的牙齿裸露着，多里戈·埃文斯开始在每个笑容中看到它们。

终于，他们到达了指定的村子，发现它还被法国人占着，正遭受英国皇家海军的猛烈轰击。远远的海上，战舰发出威吓声，英国的大炮有条不紊地摧毁着村子，一座房屋接一座房屋，从谷仓到隔壁石头房子，再到房后建筑。在安全距离以外，多里戈·埃文斯、拉骡人和机枪手看着村镇在眼前变成了碎石和尘土。

尽管难以想象还存留着任何活着的生物，炮弹还是像雨点般落下。中午时候，法国人出人意料地撤退了。这些澳大利亚人前行在被炸弹的爆裂烧焦的黄色路面上，穿过倒塌阳台残余的墙面，踏过遍地瓦砾，绕过断树依然完好的根株、扭曲变形的枪支和榴弹的残片，经过火炮射手：他们已经肿胀起来，遍体鳞伤，有的看上去像在正午阳光下睡着了——要不是从他们凸出的眼珠那儿流出一种果酱似的东西在长满髭须的脸颊上跟灰土混成一堆脏兮兮的膏状物。除了饥饿和疲劳，他们没有其他感觉。一只山羊悄无声息地踉跄到跟前，内脏从体侧挂下来，肋骨暴露着，头高高挺起，一声不吭，好像单凭坚强它就能活下来。或许它做到了。

“妈的，这是比依·盖斯特11先生本人。”一个红头发、高个子、瘦骨嶙峋的机枪手说。尽管它或许能活，他们还是把它枪杀了。机枪手全名是伽利波利·凡·凯斯勒，一个胡恩谷的苹果园主，习惯用懒洋洋的纳粹礼跟人打招呼。他的姓来自他自欺欺人的德国父亲——以为自己曾经在老旧的欧洲是一个人物——在凯斯勒这个农民的姓前面加上了贵族气派的“凡”，它也来自他父亲后来在新世界失去一切的恐惧：“一战”期间的反德分子歇斯底里地放火把他的谷仓、畜棚夷为平地。他们和其他德国移民住在霍巴特后面的山中聚居地，聚居地的名字迅速从俾斯麦改成科林斯瓦勒，卡尔·凡·凯斯勒把儿子的曾崇他父亲的名字改成伽利波利——为了庆祝澳大利亚在他出生前一年介入对土耳其的灾难性入侵12。这名字太堂皇，跟他那张像放久了的苹果核似的脸不相称。人们就叫他“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