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5/13页）

“死亡是我们的内科医生。”他说。他觉得她的乳头很奇妙。那天的晚宴上，有一个记者质疑他对轰炸广岛、长崎的看法。

“也许，一次就够了，”记者说，“可两次？为什么要两次？”

“他们是恶魔，”多里戈·埃文斯说，“你不懂。”

记者问，他们的女人孩子也是恶魔吗？还有他们没出生的孩子？

“辐射，”多里戈·埃文斯说，“不影响后代。”

可是，问题不在这儿，他知道问题不在这儿，再说，他也不知道辐射会不会影响下一代。很久以前有人告诉他不会。或者会。很难记住这个。这些日子他所坚持的，就是这些日益显得站不住脚的假设：他说的都是正确的，正确的事情他都说过。

记者说他做过一篇关于幸存者的报道，采访了他们，还录了像。他说他们遭受的痛苦实在太可怕，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看来你对于战争并不是一无所知，年轻人。”多里戈·埃文斯说，“可你只知道了一部分，战争远不止这些。”

说完他转过身去，旋即又回过头来。

“对了，你喜欢唱歌吗？”

此刻，多里戈一如既往地希望自己忘记这段令他难过、汗颜而又坦率的尴尬对话，它宛如就在眼前，而他的手正握住她的乳房，指间夹着乳头。但他的思绪不在这里。不用说，那个记者后来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肯定会反复说这件事，说那个战争英雄其实是个爱好核武器的好战老混蛋，没话说了最后居然问他唱不唱歌！

但是那个记者身上的某个特征让他想起土人伽迪纳，他说不上来是什么。不是脸，也不是神态举止。他的微笑？他的脸颊？他的大胆？多里戈当时对他很恼火，但佩服他面对多里戈盛名之下的权威敢于挑战。某种一致的内在气质——正直，你可以这么说。或者是对真相的坚持？说不准。在他的动作和习惯中找不出任何相似的踪迹。这让他莫名地感到羞耻，可能是他太傻了，而且他错了。现在他对什么事都不再确信了。或许，从土人被打那天起，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把握了。女人身上这个柔软的、螺纹漩涡一般的器官，令他有说不出的感动，在他眼中总像是冒险的邀约。他非常轻柔地吻她的耳垂。

“你应该把你的想法用自己的话说出来。”丽奈特·梅森说，“用多里戈·埃文斯的话。”

她五十二岁，比孩子还孩子气，但她不傻，她痛恨自己被这个老头吸引住了。她知道他不仅有妻子，还有另外一个女人。而且，她怀疑除了她们，还有一两个。她连当他唯一的情妇这种风骚的荣耀都没有。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了。他有老年人身上那种发酵面团似的酸臭味。乳头萎缩得只剩干瘪的两点，他做爱也不太靠得住。但那种偷尝禁果的感觉令她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和他在一起，她感到有一种被爱着的、坚不可摧的安全感。但她知道，一部分的他——她最想了解的那部分，他内心有光的那部分——依然隐隐约约不可知。在她的梦里，多里戈·埃文斯总是漂浮在她上方几英寸的地方。白天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常常会变得愤怒，指责他，威胁他，冷落他。但是到了深夜，当她躺在他身边，她就只想要他一个人。

“外面的天真脏。”她说着，感觉到他又要起身了。“它永远都在漂移，”他接着说，“仿佛它也忍受不下去了。”

7

一九四三年初，他们到达暹罗，那时情况不同。一方面，天空清澈广袤。一个不陌生的天空，或者他只是这么觉得。正值旱季，树上没叶子，丛林敞开，地面满是尘土。还有就是，他们有吃的。食物不多，也不够，但食物缺乏引起痛苦和死亡还没成为惯例，饥饿还没有像某种发疯的东西住在他们肚子和脑子里。为日本人干活也还没变成一种疯狂——后来杀死他们像杀死成群的苍蝇一样。日子很难，但开始并不疯狂。

目光下移，多里戈·埃文斯看见勘察员用的一长列笔直的木桩，被大日本帝国陆军工程兵砸进地面，用来标示一条铁路线，从他站的位置开始延伸，他身后是一群沉默的战俘。他们从日本工程师那儿得知，这些木桩延伸成一条长达四百一十五公里的线，从曼谷北部直到缅甸。

它们勾勒了一条宏伟的铁路线，目前还只是一系列有待完善的计划、看似无稽的指令和华而不实的敦促——来自日军最高统帅层。它是一条虚拟的铁路，源自绝望促成的鲁莽和盲从导致的狂热，由神话和幻象组成，像在未来一年的建造中由木材、铁料和死去的无数生命组成一样。但有什么现实是现实主义者缔造的？

递到他们手里的是钝斧头和烂麻绳，第一项工作随之而来——砍倒一公里内长在预定铁路线上高大出奇的柚树，挖出树根，把断树和树根搬走。

“我爸常说你们年轻人从不各尽所能，”吉米·比奇洛说，一边用食指轻叩凹下去的钝斧刃。“我但愿这老家伙这会儿在这儿。”

8

没有人以后会真的记住它。像最极端的罪恶，它会像从未发生过似的。受难、死亡、悲伤，那么多人经受如此巨大的苦难，可悲又可怜且毫无意义，也许它全都仅存于这些书页和其他几本书的书页里。恐怖能被一本书容纳，在其中被赋予形式和意义。但在生活中，恐怖没有意义，更遑论形式。恐怖不过是怎样就怎样。当它成为主宰时，宇宙间仿佛无处没有它的身形。

这本书的故事始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这一天，一个帝国随着新加坡失守而终结，另一个帝国兴起了。然而，到了一九四三年，由于战线拉得过长，以及军需供应短缺，日本屡屡战败，对这条铁路的需求变得毋庸置疑。盟军在通过缅甸给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火，美国人掌控了海洋。为了切断这条通向与他们敌对的中国人的重要供给线，为了从缅甸出击占领印度——日军统帅们疯狂地梦想着——日本必须通过陆路向驻缅日军输送兵力物资。但它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机械设备来建造这条不可或缺的铁路。也没有时间。

然而，战争有它自身的说服力。大日本帝国有必胜的信念——有大日本帝国为之命名、并理解为天皇意志的大和魂，大日本帝国相信，正是这种魂将所向披靡，直到日本最后胜利。而且，帝国拥有奴隶供其役使，这样的好运气支持不可战胜的大和魂，强化日本必胜的信念。大量的奴隶，亚洲人和欧洲人，其中有两万两千名澳大利亚战俘，大部分是在新加坡陷落时投降——投降被看作是一种战略性的必然，那时交战甚至还没有全面开始。他们中有九千名将被送去修铁路。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蒸汽火车头C5631拉着三个车厢的日本和泰国的政府高官驶完竣工的“死亡铁路”全程——第一辆这么做的火车，在此进程中，那无尽的骸骨眠息之所将不会被它留意，其中包括那些澳大利亚战俘，他们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长眠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