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逆流而上（第8/11页）

一个小时后，我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时，我发现亚当与王东梅很大声说着话

“你没结婚！”亚当说。

“我结了，”她笑起来。“我两个月前结的婚。”

“你在开玩笑！”

“是真的。”

“但你从来没提到要结婚的事！”

“你没问过。”

“不是真的吧——你在骗我。”

但她看起来很真诚。我转向钱曼丽。“你结婚了么？”

“是的。”

“我不敢相信！”

“是真的，”她笑着说。她挂着个舒服的笑容，黑眼睛非常漂亮，我意识到，在涪陵，一个这样的女人不可能过了二十五还不结婚。如果我不那么想的话，我就是个傻子，永远。

“你的丈夫在哪儿？”我问。

“他在家。”

“他在干嘛？”

“我不知道。可能在看电视。”

王东梅那边也是一样。她们两人都是新婚，在周五晚上，把丈夫丢在家里，跟外国人上街。

我向亚当扫了一眼。晚上开头时，我们答应了女人们我们不说一句英语，而现在，我们也没必要说了；我们两人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不论在这城市生活的某些时候多么舒服，生活依然并非正常，永远也不会。那总是涪陵一部分的魅力所在，现在也没理由为之而惊讶。

我们又待了两个钟头。吃火锅的好处，就是时间很长——这是慢悠悠，懒散的一餐，在一个温暖的夜晚，人行道上，感觉完美。餐馆有冰啤酒，我们叫了几瓶来。每个人都享受这时光。在晚饭后，我们走路送女人们回家。我希望她们能邀请我们进去，这样可以碰见她们的丈夫——有点像高中时见到女孩的家长。但她们只是微笑着挥手道别，而我们搭了的士回学校。

廖老师怀孕了；她的预产期在七月。六月时，她请亚当与我吃了顿告别饭。她送了我们她公公写的书法，他很因此出名的，而我们送了她几件婴儿服。

几天前，学校领导办了酒宴，请了我们全部四个老师跟家教。王先生，外办的代表，总是喜欢拿亚当跟我的中文来取乐，故意拖长了调子说话，还指责我们听不懂。宴席上他坐在我身边，一直嘲笑我，直到最后廖老师厉声阻止了他。

“何伟知道你在说什么！”她说。“我们一年前就学过了。你不需要那样对他说话！”

王先生轻轻笑了，跟平常一样；但这一点他已经明白了，而看到这个小小的怀孕的女人教训那干部，带给我极大的快感。它让我想起她曾经在一年前的课上维护李鹏——同样都是以这种强烈的骄傲感，尽管我被间接地跟李鹏联系到了一起，我还是很高兴去分享她的忠诚。

她知道我不喜欢王先生，因为在春天时，我很坦诚跟她讲了我对外办，对英文系的感受。廖老师给我布置的最后作业就是去总结我在涪陵的生活经验，而我花了两堂课在做那个。我很直白——我告诉了她我不喜欢的事情，行政管理的琐屑，城里面人们嘲弄的叫声，而她一次也没有尝试为之辩护。但我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谈论那些良好经历上，我说，至今为止，我最好的体验，就是学习中文，以及跟城里的人交往。我告诉她，对于她跟孔老师把他们的友谊，他们的耐心延伸到我的身上，我特别怀有敬意；其他人是做不到像他们那样的。

那些课程在五月份结束了，因为她怀孕的缘故。我的办公室在教学楼的六层，而我强烈建议道，我们最后的家教课，应该在她家，或者别的较为方便的地方。她不是个身体强壮的女人，而爬那么多阶梯到我的办公室很累人。

但到了最后，她还是非常中国——只有在我的办公室碰面才是对的，我们得在那儿上课。这跟怀孕，跟楼梯没关系；事情就该那么进行。这是中国人的方式。

在五月初，我们上完了最后一课。她努力爬上楼梯，喘着气，我给了她几分钟时间来恢复。就跟许多的中国女人一样，在怀孕期间，她身体的大部分依然很瘦——好像有人缝了个大包裹到她肚子里了。最后她停止喘气，我们开始上课。

三十分钟后，她突然挺直身体，大口喘气，冲出了门外。我能听见她在门外的痰盂里呕吐，然后匆忙冲去了洗手间。

我等着她回来。一年前，我会以为她将取消课程，但我现在更了解她了——我们会完成两个小时的课程。我知道她回来时会怎么做，会说什么。而且我知道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女人沉静的自豪与坚韧，它从令人恼火，到了今天让人钦佩，甚至慰藉。

五分钟后，她回来了。她笑着，红了脸，说，“对不起。”

“你想要中止课程吗？”我问。

“不。没事——在上午这个时候我经常有点恶心。”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今天不用继续。”

“没事，”她坚定道。“现在——请继续说我走之前你说的。”

我照办了。

通过给洛杉矶时报写的几个故事，我挣了点钱，而我把它们捐给了涪陵的天主教堂。我知道李神父一直在找钱，想给院子里一面新墙绘上壁画。我捐钱的时候，他谢了我。

“谢谢你一直对我很好，”我说，握了他的手。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内，墙上挂着毛与邓的画像。李神父紧紧握着我的手。

“你走后，我们会记得你的，”他说。“我会给你念一次弥撒。”

“谢谢，”我说，然后我想起来。“你能为我外祖父念一次弥撒么？”

“当然。在这儿写下他的名字。”

他递给我一张纸，我写下了他的名字：弗兰克安塞尔木迪兹。安塞尔木是他成为本笃会修士后给自己取的教名。我小心写下了，把纸递还给神甫。

“当我外祖父年轻时，他曾在罗马做过修士，”我说。“他想要来中国的。”我曾经对李神父说到过他，然而现在我重复一遍，觉得这很重要。

“罗马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神甫说。

“是的，”我说。“我曾经去过那儿。”

“我从没去过，”他说，对自己笑笑。

“我外祖父没成为一名神甫。但我想，如果你在涪陵这里给他念一回弥撒的话，他会很高兴的。”

“我会的，”李神父说，点着头。

“非常感谢，”我说。“我会找个时候回来，看看那面新墙。”

“这里永远欢迎你。”

他陪我走入了庭院，这里的高墙挡住了外面城市的噪音。花儿在四个现代化的标语牌周围开放。这是个炎热的下午。我想着我的外祖父与这个老神甫，突然间，非常伤感，我说不出话来。沉默中，我握了他的手，转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