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间人(第7/8页)
当我们在用中文交谈时,年轻的阿塞拜疆人安静地坐在一旁,不过他看起来似乎在认真地打量我。波拉特继续说下去:“我情愿看美国电影。”他说:“教父系列的电影是我的最爱。德尼罗演的电影我都喜欢。”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他和那个演员长得还有几分相似:风尘仆仆的样子,硬朗的下巴,眼睛里蕴藏着一种力量。他是维族版的罗伯特·德尼罗。那个年轻的阿塞拜疆人还在盯着我看,最后他终于和波拉特说话了。
“我朋友想知道,”波拉特说:“你是个犹太人吗?”
坐在穆斯林的餐馆里,这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那个年轻人探身过来,波拉特解释到:“他说你长得很像犹太人。”
“我不是。”我说:“实际上,我是个天主教徒。我的祖先有一些是德国人,有些是意大利人。德尼罗也是意大利人。”
波拉特把我的话翻译过去,年轻人的脸显得很失望。他们说了一连串的土耳其语,然后波拉特向我解释道:“我朋友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自己是犹太教徒。”
“啊,”我说:“我不知道阿塞拜疆也有犹太教徒。”
“不是很多。”波拉特说,然后他再次向我们举杯。
波拉特是第一个让我联想到中国的面积和疆域的人。如果把维族人和汉族人放在一起比较,看他们的地理,文化,语言,历史——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像来自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他们就像是在一个国家里相遇的南极和北极。
新疆在西藏的北面,和西藏差不多,它也是偏远而令人生畏的地方。它的占地面积是整个中国的六分之一,相当于阿拉斯加州和纽约州加在一起那么大。它的地形包括有一些全世界最高的山和面积最广阔的沙漠。那儿的古代历史仍然不详,最早的居民是游牧民族,没有留下什么书写记录。偶尔,一些早期的中国朝代会在那儿驻军,然而新疆的土地不适合汉人传统的耕种,帝王们并没有持续地控制这片区域。直到公元9世纪,维族人的祖先才开始在那儿大规模地聚居。不过,他们通常都生活在绿洲上,把广阔的山脉和沙漠都留给了游牧民族。
维族人常常做中间人。他们用维族的表音符号,教会了蒙古人书写(早期维族人使用的是古代北欧的字母)。他们是成吉思汗皇朝和中亚势力之间的调停人。维族的宗教信仰是很实用的,当新的军事势力兴起时,信仰常常就相应改变:在不同时期,维族人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还有佛教。在公元10世纪,他们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从那以后,将近1个世纪的时间,他们不再使用“维吾尔”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这个族群。他们的书写也改了,改用阿拉伯文字。
尽管中国人很为他们历史的延续性骄傲,维族人的许多基本特质却是不断变化的: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书写,他们的宗教,还有他们的政治同盟。不过他们似乎总是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在现代社会,他们这种特质还是很明显;每个中国城市都可以看见做生意的维族人。通常,他们开餐馆或者卖一些新疆的特产,像葡萄干和蜜瓜之类,他们还控制着现金的黑市交易市场。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成员在汉人掌控的经济体制下占有一席之地,是很少见的事情。有些雅宝路上的商人曾告诉我一句维族人常说的话:“当美国人登陆月球,他们发现有个维族人在那儿做生意。”
波拉特和我有一份由第二语言建立起来的友情——我们完全用中文交流。我不懂那群经常来餐馆的维族人说什么,但他们的肢体语言很有表现力。他们长得比汉人壮,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他们握手很用力——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如果有女性走向某张桌子,那儿的维族人就会站起身来。他们拒绝吃猪肉。他们喝酒很厉害——看来伊斯兰教某条禁令并非根深蒂固。他们的长鼻子晒成黑红色,眼神锐利,整个人显现出一种体格上的自信与优越,通常让一般中国人感到紧张。零星的几个来维族餐馆吃饭的中国人,总是自顾自地吃,从来不会多管闲事;而如果波拉特不在身边,我也是一样。特别是有个身形巨大的维族人,两条眉毛浓得吓人,一看就很会打架,我可一点儿也不想挑战。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刚谈成了一笔大生意,把50万只天津制造的避孕套销往乌兹别克。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就像“月球上的维族人”那样让人印象深刻。另一个晚上,这个眉毛很浓的人在餐馆里呆到凌晨,和另一个维族人一起喝着伏特加酒。他们俩把酒喝完以后,就开始用烟头轮流往彼此的胳膊上戳。后来,他们俩每次见面,就会握手并拍拍对方带着伤疤的手腕,呵呵笑着回忆起那个见鬼的夜晚。
现代的日子对维族人来说并不好过。18世纪,清朝向西部出兵,企图把这个地区纳入自己的疆域。当地人的反抗很激烈,但清朝终于在1884年吞并了这个地区,并改名为新疆(新的边疆)。1911年清朝覆灭,新疆就像这个帝国的不少区域一样,面临着流失的危险。1920年代,一些突厥族居民开始争取独立,并称他们自己为“维吾尔族”——这个名字已经将近1千年没有用了。1944年,正当国民党政府被日本的侵略和与共产党人的斗争削弱了力量时,北疆的一群维吾尔、哈萨克和白俄人进攻并打败了当地的中国卫戍部队。叛乱者宣布成立一个多民族国家,名叫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接下来的五年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基本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活动,并与苏联建立了密切联系。但苏联人从未给予他们公开支持,苏联人很可能是将新生的共和国看作未来与中国内战胜利者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是在边缘求生存的风险:强大的邻国总会拿你当棋子利用。1949年,共产党人控制中国后,他们邀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最具魅力的几位领导人来北京开会。这些领导人离开新疆赴苏联阿尔玛.阿尔塔搭乘飞机,从此再无音信。几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了新疆,中国人宣布那架飞机坠毁了。许多维吾尔人相信,他们的领导人实际上是被处决了,成了毛泽东和约瑟夫·斯大林之间秘密协议的牺牲者。
新疆从此一直处于中国的牢固控制之下。1980年代,那片区域发现了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贮备,移居去那儿的汉人数量激增。很多维族人的骚动是出于一种恐惧,他们担心在自己的土地上倒成了外人。在雅宝路,我观察着那些商人:中亚人,中东人,还有其他我辨识不了国籍的人,想知道他们中有多少是来自那些少数民族,那些在大国历史的边缘进进出出的民族。通常,维族人的命运不是由语言、文化或传统所决定的;某个大国领导人的一时心血来潮会更具分量。蒙古最近宣布独立了,如果新疆当初是落入苏联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里,就有可能走上这样的道路。在中亚的大博弈中,维族人是其中一个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