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一夜之城(第5/8页)
每隔6个月,我都要坐上火车南下,往深圳去。在中国,正式的外媒记者护照需要一堆的文件:你要由一家刊物做担保,向政府申请常驻新闻机构证和记者证。我现在还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每年都要去两趟香港,用50美元向那儿的旅行机构买一张6个月内多次通行的商务执照,也没人会问我什么问题。这成了我固定的迁徙路线:每当夏秋之交,或是冬尽春至,就到了我再一次南下的时候。
1999年4月,我这么来回折腾,办下了我的第1张中国签证。在火车上的旅程是愉悦的;由北往南,我喜欢看着那些光秃秃的平原逐渐过渡到一片繁茂的青绿。我在香港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把我所需要的签证办下来了;然后当天我就过关返回深圳。我在深圳搭上一辆去龙华的巴士,艾米莉的工厂就在那儿。她告诉我说当地只有一家外国的餐馆——麦当劳,她就在那儿等我。她向工厂请了一天假。
我们已经有两年不见了;不过她看起来没怎么变。她穿着一条式样简单的绸裙子,是蓝色的,头发扎在脑后。她对着我笑,跟我握手——她知道这是美国朋友的会面方式。我们主要是说中文。她告诉我说,如果用母语说话,她感觉会自在很多。她学生时代的那种腼腆样子已经荡然无存了;她现在成了我的向导,飞快地拽着我穿街走巷,来到另一个巴士站前,搭上一辆前往深圳特区关内的车。在关口,穿着制服的守卫检查了我们的证件——我的护照,她的边检证。然后我们坐的巴士就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直把我们带到这座城市的心脏。
一年之前,当我还在和平队的时候,亚当·迈耶(译者注:与何伟同在涪陵教书的美国人)去深圳探访了艾米莉。他告诉我说,那趟南方之旅最精彩的内容是去了鸦片战争博物馆,那家博物馆就在附近的海边。要到博物馆去,就必须先叫辆摩托车;要叫辆摩托车,你就必须和一帮摩托车司机讨价还价。那些人说话恶毒,而在他们眼里,一个外国人就相当于马路上掉下来一袋新鲜的肉。亚当和摩托车司机激烈讨论了有半个小时,为他在之后的博物馆之旅做好了热身准备——博物馆里面充满了“活生生的历史”。里面有一处展览是讲洋鬼子怎么用武力从中国夺走香港的,有张图片上是一艘外国来的战船,上面站满了白花花一排的洋鬼子。不知怎的,亚当也卷进了这“活生生的历史”中,好些中国的游客看见他时都吓了一大跳,好像图片里的洋鬼子从战船上跳下来一个,直接站在他们面前。艾米莉以前总是很欣赏她的外国老师,觉得我们俩很有幽默感;通常我们跟她开玩笑,她也觉得很有趣。然而,那次亚当在“活生生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让这个可怜的女孩再也受不了了。
在去深圳的巴士上,艾米莉问我,我最想去什么地方。
“我想去鸦片战争博物馆。”我说。
“我不要回那儿去。”她说。
“迈耶老师可喜欢那儿啦。”我说:“他叫我一定要去。我们可以叫个摩托车过去。”
然而艾米莉可比以前强硬多了。很快,她就把我们的行程选择限定在三个主题公园之中:第一是深圳野生动物园,广告宣传说是“与游客互动的野生动物”;第二是中国民俗文化村,在那儿可以看到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他们会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还有就是锦绣中华,那里面有中国各个著名景点的微缩景观。我最终把选择权交给了艾米莉。我可提醒了她,不管她怎么选,我们注定要体验的,只是一些最为糟糕的中式雅皮士娱乐。
她选了深圳野生动物园。如果从“允许游客喂食动物”这一点来说,广告宣传里所用到的“互动”一词可谓千真万确。游客们喂动物吃很多不同的东西,有红萝卜、坚果、芹菜等;当他们喂光了这些食物,就拿食物的包装袋拿给动物们吃。公园里到处都是小贩,叫卖着一块钱一袋的喂食。这些人铁定是按照售出喂食的数量拿佣金的,他们和那群载人去鸦片战争博物馆的摩托车司机一样,使开浑身解数叫你买东西。“一块钱!”小贩们叫着。“来喂鹿吧,只要一块钱。”“来喂鹿吧,一块钱!”那些鹿就像这儿的其他动物一样,眼神呆滞,身体臃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在猴子山那儿,小贩们开始威胁我们。有个男的对我们说,如果你不喂那些猴子,它们就会攻击你。如果没有一袋一块钱的红萝卜,猴子山可是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喂猴子吧。只要一块钱。你一定要喂猴子。
艾米莉就要掏钱买一袋红萝卜了,我阻止了她。“如果我们不喂那些猴子会怎样?你不想看看吗?”我说。她抬了抬头,笑了。果然如那个男人所说的,有只猴子想要抢走艾米莉的钱包,而我不得不紧紧抓住我的棒球帽。我们离开猴子山时,那个男人朝我们做了一个得意的表情。
当我们来到鳄鱼池时,那儿只剩下一只鸭子了。它关在一个很小的笼子里,两眼直视前方,好像在避免和鳄鱼对视,就像我在机场过海关时所表现的一样。倒数第二只鸭子刚被投到鳄鱼池里,那些鳄鱼还在争相撕扯着。每只鸭子要25块人民币。我把钱包拿了出来。
“我不想把鸭子扔到鳄鱼堆里。”艾米莉说。
“你不用这样做,”我说:“管理员会替你把它扔到池子里的。他也不是把鸭子扔到鳄鱼堆里,他只是把鸭子扔到池塘里。”
“我不喜欢鳄鱼。”她说:“我不想喂它们。也没见你喂别的动物。”
“鳄鱼可是友好的动物。”我说。“看,那一只在笑呢。”
池子里,有只鳄鱼抢到了倒数第二只鸭子的一块肉,现在它正张着嘴,往外吐着水,水里是有些鸭子毛。
“它们的嘴天生长成那样的。”艾米莉说。
我很耐心地和她讲道理。我说,把鸭子关在笼里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特别是在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的野生动物园里。这只是野生动物生存的方式:它们在危险重重的环境中,有些存活,有些死去。即使那只鸭子没有活下来,也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没有亲自动手、也非主宰鸭子命运的真正元凶。我们没有碰过那只鸭子一根毫毛;我们只是把25块钱交给了一个男人。三块美金,就可以买到一只鸭子的自由,这可划算得很。
艾米莉说,鸭子的翅膀是被剪过的。“那个嘛,”我说:“它还可以游到对岸去,然后远走高飞。鸭子认真走起路来,走得可快了。而且谁知道呢,或者他们没把鸭子的翅膀剪对;或者鸭子会给我们一个惊喜,一下子飞起来,飞到隔壁的鞋厂,然后开始它的自由生活。我们总得试一试,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