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今夜你并不寂寞（第7/8页）

到了20周年那一天，《深圳特区报》推出了报纸的珍藏版。头版头条的标题用粗大的字体写着：

“无尽关怀，伟大实验”

珍藏版的第一页有邓小平题写的毛笔字，还有江泽民一篇很长的公告。江泽民形容深圳是“过去20年来中国推行历史性改革的缩影”。在街上的报纸摊上，我拿起了两本很流行的女性越月刊。杂志封面上的那些标题压根儿没有提到20周年的事：

100个深圳女企业家创业的故事

初恋的结束

为何人们要在结婚前同居？

为何她们要选择坠胎？

一个老男人的陷阱

一夜新娘

访问深圳女企业家的故事

我不是一个女人

我在深圳的最后一天晚上，朱云峰回家时非常沮丧，他那一天的工作很不顺心。那天下午，他手下的一个工人出了事故。为了一件新产品的订单，工厂的工人们正在超时工作，这时候最容易出事故了。那件新产品是铝合金热水瓶。工人的伤势不是很严重，不过朱云峰还是跟艾米莉说，他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我在深圳的时候，朱云峰有时会跟我说说他工厂的事情，也会问问北京的生活，不过多数的时间他都不会加入我和艾米莉的谈话。在中国，一个年轻女人要是有男友之外的男性友人，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情；但朱云峰对我的出现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是个冷静沉稳的男人；很多中国男人对女友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会表现得很霸道，但朱云峰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个外国人，也是艾米莉以前的老师，大概这两点也和我们得以保持友谊有关。不过我知道这种情况是特殊的，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少地听到艾米莉的消息了。我和女学生们的交往都有这样的规律：她们一旦结了婚，就会有一段时期，不怎么和我联络了。一旦她们的生活安定下来——通常都是有了小孩以后，她们会再和我联系上。

我在深圳的最后一天晚上，艾米莉和我把朱云峰留在了家里。我们爬上了一座山，山上有个公园，可以看到下面的整个镇子。这就是个工厂区的定居点，规模不大，这种地方在深圳关外很常见：一栋栋商铺和住房，挤在群山之间尘土飞扬的路上；而在两条主干道旁边，工厂和宿舍林立。好些当地的企业生产的是鞋子和衣服；还有一家做电脑配件的工厂近期起了一场大火，烧掉了整个顶层。工厂的白色外墙留下了被烟熏黑的痕迹。艾米莉说那场大火中没有人受伤，不过路那边的另一家工厂几年前有一场大火，就烧死了几个工人。那家工厂生产的产品是塑料做的圣诞装饰和草地上用的塑料桌椅。

两个星期以后，艾米莉就会开始她的教师生涯。她担心自己这两年在首饰厂里干活，英语已经有所退步；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管住那些孩子。不过她很喜欢那间托儿所的环境，每次谈起她的新工作时，艾米莉都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她现在把头发剪得很短，额头上的刘海用塑料发夹别了起来。她的脖子上戴着一条式样简单的项链，那是朱云峰送给她的，链坠是一块玉做的龙。艾米莉是龙年出生的。

那天晚上天气温暖，夜空清朗，明亮的群星闪烁。我们站在山顶，高高俯视着山下的景致：一列列低矮的宿舍，在这宵禁前的最后一个小时，每个窗户仍然透着光亮。那是11点刚过。我想知道每个房间里住了多少人，又有多少间房里的人正收听着电台的节目。那晚艾米莉带了她的老式收音机，我们就坐在山顶，听着“夜空不寂寞”。收音机的音量调控键坏了，胡晓梅的声音伴着些微的杂音，在夜空里飘荡。我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第一个打进热线电话的人边说边哭了起来，她为自己对待前男友的态度感到后悔，那个男人如今离开了她。胡晓梅告诉她，这个经历对她来说是件好事，要是下次在恋爱中再碰到同样的问题，她就知道该怎么办了。第二个打进热线电话的人说他想念他高中的女友，如今那个女孩与他相隔两地，在另外一座城市工作。“这儿没有女孩向你微笑吗？”胡晓梅问他。第三个人很伤心沮丧，她的男朋友最近跟她说，想分开一段时间；那个男人非常好，即使明知道她说得不对，也会听她的话。胡晓梅说：“如果你都错了，那个男人仍然听你的话，那么他就是有什么毛病。”

山下，工厂的灯光一排排地熄灭了。有时候，一层楼的窗户忽然全都黑了下来，或者一整栋楼的灯光一瞬间消失不见。从来没有一盏灯独自点亮。那些房间里的工人控制不了电灯开关，所有事情必须按照工厂的规定；宵禁时间一到，灯就全部熄灭。

最后一个打电话的人是个女的，她和一个男人同居了好几年，但她背着男朋友不断地有出轨行为。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她的男友经济条件优裕，有一份很好的职业，生活习惯也很好。胡晓梅逼问她为什么做出这些不忠于男友的举动，她就反问这个主播是否看过缪永的小说。

“我不喜欢那本书。”胡晓梅直截了当地回答。“你不能按照那本小说去过自己的生活。问题是，你没有自己的原则吗？”

艾米莉看看我，咧嘴笑了。“夜空不寂寞”深夜12点结束，伴着杂音，收音机里传出了一连串的广告。山下最后几间工厂的灯光也熄灭了。一切陷入了黑暗之中。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静静地坐着。我想起了艾米莉好些天前说过的话。那时候她尝试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深圳这样的城市的改变。“在原来的社会里，人们过着群居的生活。”她说：“最后，这些群体分裂成一个个家庭；如今又继续分裂，变成了许多不同的个人。最后，生活就成了一个人的事情了。”

她停了一会儿，看起来不太开心。“如果你能找到某种完美的社会主义之路，这对社会发展来说当然是最好的。”她说。“然而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一个美好的空想罢了。”

当时我问她，是不是想离开深圳了。她摇了摇头。在她看来，孤立的处境也有一些好处，它强迫人们做出自己的决定。“结果就是人们会有更多的能力。”她说：“也会有更多的创造力。随后，就会出现更多不同的想法。到时候，就不会出现‘所有人想法都一样’的问题了。”

我问她：“你觉得这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

艾米莉沉默了。尽管我愿意相信一旦人们学会自立自主，整个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改进；但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如今我还看到了深圳的断裂：高墙耸立的城市，高墙耸立的工厂，远离家乡、孤独生活的人们……我不知这一切，今后将会如何发展成一个融洽的社会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