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白鹿原》创作手记（第5/11页）
牛才子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对关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有重要建树的一位学人。关学派的创始者张载，有四句宣言式的语录流传古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论做学问，无论当官从政，这样的抱负和这样的胸襟，至今读来仍令我禁不住心跳血涌。从这四句语录就可以感知关中学派的精髓，也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的灞河北岸的老乡党牛才子的精神内质了。我也就可以更切近地理解他冒着生命危险劝说企图反扑已经“反正”（辛亥革命）了的西安的清兵总督，也就理解了他以耄耋之躯亲赴抗日前线驱逐倭寇的举动。然而，到上世纪之初及至30年代，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兴起的时候，关学派的某些具体理念的局限难以适应新的社会潮流，在牛才子身上也很难回避。他坐馆的曾经影响甚远的书院很快冷落，弟子走失，红火时曾有韩国留学生。先后有西安和蓝田两家新兴学校聘他为师，他都不能适应而告辞，回到书院编起了县志。我努力理解他在这个急骤的社会革命浪潮里的心态，他的超稳定的心理结构面临种种冲击时的痛苦，等等。
我依牛先生为生活原型，创作了朱先生。朱先生已不再等同于牛先生。道理属于创作常识，前者是生活真人，后者是一个艺术形象；艺术形象从精神心理上已摆脱了生活原型的局限和束缚，给作者以再创造的绝对而海阔的自由空间，把作者的理解和体验浇铸进去，成为我的“这一个”。作者的理解和体验浇铸进去，成为我的“这一个”。
对于朱先生这个人物，我的态度是不做任何注释，由读者和评论家去审判。这也不光是我对朱先生这个人物的态度，而是我对《白鹿原》小说里所有人物的态度，事实是，《白》书发表出版15年来，我基本不做作品人物的解释，只在对某一些访谈提问时偶有涉及。令我感佩的是，大量的评论文章对包括朱先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有甚为精到的解析和评说，有些甚至超出了我的期待。自然，也免不了一些令我意料不到的评论视角，包括个别误读，我基本能保持平静的心态，当做一种观点来看取，也有鉴示的意义。我在这里想说一下朱先生的“鏊子说”，算是坚守15年不做人物阐释的一次破例。
我在蓝田查阅县志和许多史料时，看到一些老革命回忆当年 “农民运动”的文章，大为震惊。渭南地区的华县华阴县，是陕西农民运动的中心，运动开展的广泛程度和卷入的农户人数，当是北半个中国闹得最红火的地区，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的“农民运动”遥相呼应。尚不属于渭南中心地区的蓝田县，绝大部分村子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武装，包括地理上的白鹿原地区。我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学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更多地领受毛泽东看取这场运动的独立观点，以及他生动而雄辩的文字，至于那场“农民运动”本身，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又是发生在遥远的南方。几十年后我突然感到一种切近的冲击，竟然忍不住心跳，就在我的生身之地白鹿原上，曾经发生过如此红火的乡村农民革命运动。
我家住在白鹿原北坡根下，出门便上坡上原，我到原上蓝田辖区的集镇赶过集，到几个大村看过壮观的社火和秦腔戏剧演出，却从来没有听说过60年前那些大村小寨曾经发生过的轰轰烈烈的 “农民运动”。我在手抚那些资料时感慨连连，自言自语着一句调侃的话，渭南地区的农民运动就规模和人数而言，不比湖南差多少，只可惜没有人写出一篇类似毛泽东的 “报告”，竟然无声无息被历史淡忘了。这场运动骤起骤灭，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农民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习惯上称为“还乡团”。报复性镇压的残酷性是不难想象的。《白》书写了这个过程。朱先生在他的白鹿书院里，也闻听到杀伐的声音，嗅到了血腥气儿，说了一句话，白鹿原成了一个鏊子啦。正是朱先生的这句“鏊子说”，发生了一些误解和误读。恕我不再重复赘述那些误读误解的话。
“鏊子”，是朱先生面对白鹿原上“农民运动”被残酷镇压时的一个比喻。鏊子是北方乡村烙锅盔烙煎饼的铁质炊具。我在写到朱先生面对原上正在发生的“还乡团”的报复事件时，很自然地让他说出这个比喻来。或者说，是我意识里的朱先生自己说出的这个颇为形象的喻体。我在上一章里谈到，我以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把握我正在写作的各个男女人物，朱先生是我体验较深也自以为把握较准的一个重要角色。以他的文化所架构的心理形态，面对白鹿原上“农民运动”骤起骤灭的现实，说出“鏊子”的比喻，表示着他的看法和判断，这是作者我所严格把握的朱先生这个人物角度所决定着的，更是他独禀的心理结构所主导着的性格化语言表述方式，形象也含蓄。
这里有一个常识性的界线，作品人物对某个事件的看法和表态，是这个人物以他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做出的表述，不是作者我的是非标准和意义判断的表述。作为作者我的写作用心，说明了只有一点，努力把握各个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才能把握住他们不同的角度，才可能写出真实的性格差异来。这些人物对同一事件大相径庭的判断和看法，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属于作者。读者可以审视、评点作者对各个人物把握得准确与否。只有准确了才能谈到合理，才能谈到真实，也才可能进一步谈到人物的深度和典型性。如果连最基本的准确都做不到，就无合理和真实，更遑论人物的深度和典型了。读者和评论家可以严格挑剔朱先生等人物的刻画过程里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包括他的“鏊子说”，是否于他是准确的和合理的，而不应该把他的“鏊子说”误认为是作者我的观点。再，朱先生的“鏊子说”，错了对了或偏了，更具体点说，是对“农民运动”和“还乡团”报复行为的大是大非的判断是否正确，即使如此，也是属于朱先生的判断，不是作者我的判断。单就“农民运动”这个事件，《白鹿原》里不同的人物都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判断，革命者鹿兆鹏自不必说，田福贤等从根本上就说成是“共匪”煽动的作乱。如果把朱先生的“鏊子说”可以看成是作者观点的糊涂，同样可以类及田福贤的反动观点给作者，鹿兆鹏的革命观点也应该是作者的。这种常识性的笑话，我在写作过程中是丝毫也不曾预料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