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白鹿原》创作手记（第7/11页）
如实说来，实现这个关键性的突破和获得点化效应，也不是凭空而来或是突生奇想，更不是神灵点拨，确凿有一个蓄久的追寻和反复回嚼的基础。在我翻开县志里的白鹿原和漫步在白鹿原这村那庄的时候，心里一直悬挂着一个最直接最简单却也难回答的大问号，在最后一个封建帝国解体的时候，历经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这道原上大村小寨里的乡民，怎样活着？换一个角度来说，两千年里轮番转换着的大帝国和小王朝的无数个或精明或昏庸的皇帝，给白鹿原数以万计的臣民留下了什么？稍微延伸一下，没有了皇帝的白鹿原上的村民，怎样走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我说这个问题最直接最简单，这是任谁包括白鹿原上的乡民都看得见也回答得出的：和封建帝制一样久远的铁铧木犁继续耕地，自种自弹自纺自织自缝的单衣棉袄轮换着冬天和夏天，且不说频频发生的灾年的普遍饥荒和瘟疫流行时掩埋尸体的潦草……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在离这道原不过六七十华里的咸阳原上建立第一个封建帝国的时候，这道原上的人这样活着，到两千多年后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台的时候，这道原上的人仍然这样活着。那犋决定碗里稀稠的木犁犁过两千多年的白鹿原的土地和时空，让我这个曾经也用它耕过地的作家，直到把眼光盯住这道原的时候，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感叹。这种感叹之所以不大更谈不上惊叹，在于司空见惯到麻木无觉的状态了。我又说这个问号很难回答，隐隐约约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着木犁和自织的棉布这样简单的生存方式，这道原上的人何以能延续两千多年？两千多年里，这道原上的人遭遇过多少回战乱、灾荒和瘟疫，到上世纪初最后一个皇帝被废掉的时候，依然按继往的秩序用木犁耕地用织布机织布，男人吆喝耕牛的声音和女人搬动织布机的响声背后，还潜存着什么？我的这个问号，开始就挂在发生辛亥革命的1911年这个年轮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划界。
在我刚开始面对这个问号的时候，曾经浮现出鲁迅先生短篇小说《风波》里的一幕，被强迫剪掉辫子的七斤，在张勋复辟的背景里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几十年前在中学课堂上听老师绘声绘色讲解的时候，似乎只觉得滑稽好笑；几十年后到我面对白鹿原的时候，顿然意识到那是先生留给历史的碑刻式的一笔，一场打碎封建帝制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影响到中国南方一个靠摇船为生的乡民七斤家庭里的时候，仅仅只是一根辫子该不该剪掉的事。然而在我却有顿开茅塞的惊喜，白鹿原的男人们是怎样剪掉脑袋后边的猪尾巴辫子的？我在原上原下的村喜，白鹿原的男人们是怎样剪掉脑袋后边的猪尾巴辫子的？我在原上原下的村庄里曾经看见过不少剪掉辫子却仍在后半个脑袋上保留长发的遗老，据说我的祖父也残留着这种发型。男人们平衡在一根辫子上的心理，剪掉时会经历怎样一个心理过程？具体到已经酝酿着的白嘉轩和鹿子霖，剪掉辫子时会有怎样不同的心理过程？在诸如这种追寻不尽反嚼不尽的思绪里，接受“文化心理结构”理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还有两本书的阅读受益匪浅，一本是号称日本通的美国人赖肖尔写的《日本人》，另一本是陕西一位学者研究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历史文化的专著《兴起于衰落》。前者的阅读，对我几乎有一种逼近的震撼，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式武器——炮舰，几乎是一前一后对准并轰开了东方一小一大这两个封建帝国的大门，结果却大相径庭，一千多年前就拜中国为师的日本人，发现了西方国家更富活力的社会机制，断然弃师而把眼光投向西方，很快完成了“明治维新”，开始了脱胎换骨式的和平革新，直至把刚组建的第一批炮舰对准中国。中国也搞了“戊戌变法”，其结局不堪述说，之后的军阀混战，等等等等。除开以往接受过的常识性的解释，我切实感知到一种太过腐朽太过厚积的封建尘埃淤塞了中国人的心理，这对我解构白鹿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后一本《兴起与衰落》，专题研究的就是包括白鹿原在内的关中历史和文化，对我解构白鹿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更有切近的意义。我以文化心理结构来解读上世纪之初的白鹿原上的种种生活形态的男人和女人，穷人和富人，尤其用心地解析业已酝酿着的《白鹿原》里的人物。
我首先面对的是白嘉轩。我的意识已经明确而又集中，解析不透把握不准这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不仅影响其余所有人物的心理形态的把握，而且直接影响到业已意识到的这部长篇小说内容的进一步开掘 （在此我不想作白嘉轩等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具体阐释。作者自己解释作品人物，在我是有难以跨越的心理障碍，作品人物摆在读者面前，相信他们会理解作者哪怕最含蓄最隐蔽的意图，没有必要再作小说文本之外的解释）我在企图解析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颇为困扰的时候，记不得哪一天早晨，眼前浮出了我从蓝田抄来的《乡约》。就在那一刻，竟然发生一种兴奋里的悸颤，这个《乡约》里的条文，不仅编织成白嘉轩的心理结构形态，也是截止到上世纪初，活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支撑的框架。小说《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和地理概念上的白鹿原，大约就是在这时候融合一体了。当初抄这份《乡约》条文的时候，多是一种新奇的感觉，很自然地联想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读中学时，上级要求家家户户在门楼柱墙上刷写内容完全一样的《爱国公约》。初看到《乡约》文本，我惊诧封建时代也是以这种方式教化民众的，内容却比我看到的村子里家家户户门口的《爱国公约》的内容周密得多具体得多。仅此而已。大约两年后，这个《乡约》已经成为构想里的白嘉轩心理结构的鲜活的构件了。
这个《乡约》文本，是中过宋朝进士的蓝田人吕大临的作品。吕大临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学问家，著述颇丰，尤值得提道的是他创立的“合二而一“哲学观，在近千年之后的上世纪60年代初，被杨献珍发掘出来，遭到毛泽东的批评，随即在全国掀起不小的批判“合二而一”哲学观的运动。吕大临不做官只专注研究学问，属于高层高端的事，竟然不忘对最底层民众的教化，为提高并培养整个民族的素质，编写了供乡村氏族祠堂教化子民的教材，却比教材更硬一手属于“约”的性质，即必须照此做人行事。《乡约》内容具体而又直接，毫不含糊，该怎样做人做事和不该做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规范性划界清楚，操作性很强。文字通俗易懂，简练顺口就很易记，显然考虑到受众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这种实情。再究其源，吕大临曾在陕西关中眉县的“横渠书院”，拜理学——新儒学的关中学派创始人张载为师，也当属关学的中坚之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语录的精神，在今天读来仍可感到神圣与豪壮。吕大临把这种精神具体化对象化到操作性很强的《乡约》，教化一千年前的南方北方的民众，而作为关学派最后一位传人的朱先生，在白鹿原依然坚持着《乡约》的普及性实施，白嘉轩是坚信坚守不疑的一位族长。我在这时候才对自己一直悬挂着的问号有了感觉，在木犁、棉布、饥饿、灾荒和瘟疫世象弥漫了两千年的白鹿原，还有一部《乡约》。这《乡约》应该是倚赖木犁和棉布延续生命的一个支撑性质的因素，也是抵御饥饿、灾荒和瘟疫之后继续繁衍的力量，却也是固封在木犁和棉布这种生活形态的枷锁。这《乡约》决定着中国人和世界各种肤色和体型的人的区别。肤色的深浅，个头的高矮，鼻子的长短，眼珠的蓝色或黑色，仅为其肢体表征的区别，而本质的区别在文化心理结构，以《乡约》构建心理框架结构的白鹿原人，才从内在里显示着独有的共性和各自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