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白鹿原》创作手记（第8/11页）
解构透视出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兴奋和痛快。白嘉轩和《白鹿原》里各个人物的种种冲突，顿然梳理明朗了；某些情节着墨的轻重，也很自然地显示出来了；不少此前酝酿过程中甚为得意的生动情节，此时发现游离在白嘉轩心理冲突之外，只好忍痛放弃了。我的意识很集中也就单纯到近乎简单，我要表述的《白鹿原》里的最后一位族长，依他坚守着的《乡约》所构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面临着来自多种势力的挑战，经济实力相当却违背《乡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却徒叹奈何，这是他那种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彻底堕落彻底逸出，对他伤害最重，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这样，我才获得了本文开头的那种删简结果——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
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
我才踏实地打开笔记本，草拟这个人和这道原上的故事。
之十六：读诗诵词，前所未有的闲情逸兴
高贤均和洪清波拿走《白鹿原》手稿之后，我随即把一份《白》的复印稿送给李星，请他看看成色究竟如何。我瞅中李星完全是别无选择的事，他的文学评论在那个时候开始形成影响，在陕西“笔耕”文学评论组里是最年轻的评家，呈现出全新的锐气，审视和评判是可靠的；还有一个情感因素，他和我属于同代人，认识近20年了，在一个单位工作又住同一栋楼房，见面既说文学创作，也说到某些新呈现的生活世象，虽不可能完全吻合，却能够坦诚坦白地真抒己见，毫无忌讳，这在有较大年龄差别的人中是难得发生的，起码在我是多所顾及的；更重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他一年前逼我跳楼的那句话，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的消息公布的那天早晨，他带着狠劲儿对我说，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说这句话的环境前文已述，不赘）；可见这个同代人的评论家李星关注我的写作，殷切到了完全可以说是恨铁不成钢的状态，我便毫不犹豫地瞅中他来为《白》把握一下成色。
我确实很想听到别人读《白》的真实感觉，如实说来，几乎是迫不及待的一种焦灼心理，更多的是担心乃至害怕。担心和害怕的唯一一点，就是对《白》的阅读反应，且不说完全否定，单是对《白》里所表述的我对那段历史生活的体验和对体验的表述形态如果反应平平，无疑标示着我的失败。我能沉住气在原下的屋院写作4年，现在却按捺不住期待审判的焦灼。读者也许会产生陈某在此故作矫情，反问一句，你自己对你写下的作品难道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把握吗？我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而且几乎是自喜欢写作几十年形成的一种习惯性心理，这就是，以一种不可抑制的惊喜发生创作冲动，兴味十足地完成构思，满心自信乃至不无得意地进行创作。然而，一当写完最后一个句子，心理便开始发生逆转，这篇（部）写的这种体验，以及试图出新的叙述方式，编辑会有兴趣吗？而且多是否定性的阴影罩上心来。最典型的也是记忆犹新的一次，是1979年初夏写成短篇小说《信任》，就发生了很严重的自我怀疑和否定性心理挫折。这个短篇小说本来是应《陕西日报》老编辑吕震岳的约稿，写完后却不敢送给他，我和他初识一面，既怕他失望，也怕我出丑。我便乘车跑到《西安晚报》编辑张月庚家，想请他先看看，把握一下成色，再决定要不要拿出手，老张是许多年的老朋友，不怕出丑。在老张家遇到部队作家丁树荣，快人快语又快手，把《信任》稿接到手先看。他很快读完这篇6千余字的小说，大加赞赏。看他说话的表情和口吻，不像是应酬之词，我才获得一点自信。他自告奋勇由他把此稿送给《陕西日报》老吕，并说明他正好要去老吕那里说事。大约不过一周时间，《信任》在《陕西日报》以整版刊出，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随后，《人民文学》转载了《信任》。再随后，竟然获得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这一年的评奖，是以读者投票选择的方式定夺的。另有短篇小说《霞光灿烂的早晨》写成时，这种自我否定的心理又一次严重发作。这是1982年春天的事，写成后锁到桌斗里不敢投寄，直到去延安参加纪念《讲话》发表40周年活动，想到可以见到作家朋友邹志安，便带着手稿去了。志安读罢连连说好，似乎也不是虚于应酬的表示，我才壮着胆投寄到杂志社，发表后被选刊转载，还有评家评说。这种往往在写成作品后发生的心理逆转，几乎成为一种难以改易的恶性循环，尽管有上述两个短篇小说的切身感受，仍然不能改变这种可能纯属个人的奇怪心态。基于这种心态，我从来不会发生作品刚刚写成便吹牛的事，不是谦虚，而是难能。现在，这部连构思在内耗时6年的长篇小说《白》送出去了，无可避免地又陷入那种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不仅难以自拔，而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来得更严重。因由很简单，这是我第一次试写长篇小说，而且耗时6年，作了怎样的准备以及投入了怎样的努力，都是以前写中短篇小说难以比对的事。在作品即将完稿的时候，妻子问到“如果发表不了怎么办”的时候，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就去养鸡”，这是真实的心态。尽管已经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到了交出稿子面临命运抉择的这个时段到来时，这种恶性循环的自我否定已经发展到自己轻贱的严重程度，想着新潮话语和新潮艺术正热，不仅各种媒体上热播，人们口头相传更热，谁还会对一个偏僻而又无人知晓的白鹿原近百年前的陈年旧事会有兴趣？那些老掉牙的乡村男女的故事，怎能吸引正兴趣十足地瞄着新潮生活和新潮艺术的读者的眼睛！我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原下的屋院，读不进去任何书籍，便找到一本古典诗词集子，强迫自己阅读，企图改善心态，收效甚微，我便大声朗诵，焦灼的情绪略得缓解。
大约过了十来天，估计李星应该读完《白》稿了，我从乡下赶往城里，专意聆听他的意见，不无忐忑。除高、洪两位拿稿的编辑之外，李星无疑是第一个阅读《白》稿的人，也是我能听到意见的第一个人。我进入家属院，拐过弯便看见住宅楼下甬道上走着的李星，手里提着一个装着大葱等蔬菜的塑料袋。我叫了一声李星。他转过身看见我，却没有说话。我走到他跟前尚未开口。他说：“到屋里说。”我便明白他要说的话自然是关于《白》的看法。我几乎敏感到他说话的表情，原本就不显白的脸居然黑煞煞着，完全没有了印象里见面时不笑不说话的好模样，我便感觉到大事不妙。我跟着他从一楼上到五楼，这个人竟然不说一句话，我的心也沉到底了。进了他家门，他把装菜的袋子放到厨房，依旧硬着脖子连头也不回一下，径直走进他的卧室兼书房的房间。我也跟进了门。李星猛然回过身来，瞪着一双眼睛，用劲儿地捶打着掌心，几乎是喊着说：咋叫咱把事弄成了！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那么僵硬地站着，一种巨大的惊喜，倒把我在这一瞬间冲击得僵硬了。他不管我的反应，自己不坐也不让我坐，在那间小屋子里转过去又倒过来地走着说着，不容我插一句话，情绪激动。我站在那儿听着，一种被呼应被理解的幸福感从心底里泛滥起来，那种自我否定的焦灼感被驱散了。许多年过去了，他那天激动激情地说出的好话，我一句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那句“咋叫咱把事弄成了”的话。我后来调侃说，我读过李星不少精辟的小说评论，却记不住一个完整的句子，倒是这句非文学评论语言的话，铸成了永久性记忆。我后来和他开玩笑，有了你这句非评论语言的评价，我不用跳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