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34/40页)
人生第一次,她感到了惶恐。不会有人来救她。阿波亚德太太晕头转向的鬼魂肯定不会来的。她将在阿盖尔路的地窖里孤独地死去,只有《肥皂泡》和无头的拉维妮娅·内斯比特陪伴左右。假设休在这里,或者泰迪,或者吉米,或者就算只是帕米拉,也一定会排除万难把她弄出去,把她救活。他们会管她。但这里谁也不会管她的。她听到自己哭泣起来,声音仿佛一只受伤的猫。她是多么可怜呀。她像可怜别人一样,可怜起自己来了。
米勒太太刚说完“要不大家都来杯热可可吧”,米勒先生就又担心起了两个内斯比特小姐,厄苏拉受够了地下的幽闭,主动提出去找,刚起身,就听见“嗖——”“嗖——”一发高爆速炸弹登场了。接着是一声炸雷般的巨响,仿佛地狱的围墙咔嚓裂开了,所有恶鬼倾巢而出。周遭出现巨大的负压,仿佛要把她的内脏——肺叶、心脏、脾胃甚至眼球——从她身体里吸出去。礼赞这永恒的最后一日。就是它了,她想。原来我将这么死。
寂静中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几乎就在她耳边:“振作一点,小姐,让我们想办法帮你出来,好吗?”厄苏拉看得见他的脸,又脏又汗,好像是掘了三尺地才找到她似的。(她觉得实际上很有这个可能。)她惊讶地发觉自己竟然认得他。这是她部里新来的防空指挥官。
“您叫什么名字,小姐?能告诉我吗?”厄苏拉嗫嚅着自己的名字,但她知道自己说得太含糊。“厄丽?”他确认着,“不是?那是玛丽?苏西?”
她不想死后被称为苏西。不过,名字这东西真的重要吗?
“宝宝。”她喃喃地对指挥官说。
“宝宝?”他突然警惕地说,“您有孩子?”他直起身,朝身后的谁嚷了几句。她又听见了其他声音,这才明白周围有很多人。仿佛为了证实她的观察结果,指挥官说:“我们都来救你们了。煤气工已经关掉了煤气,我们即刻就会转移你们。别担心,苏西,您刚才说您的宝宝?是抱在手里的那种宝宝吗?是小小的吗?”厄苏拉想到埃米尔,想到他像炸弹一样沉(房子爆炸的那一刻,谁是那个轮到抱他的人呢?),她准备说话,却再一次发出了猫受伤一般的呜鸣。
头顶上方,什么东西发出咯吱吱的沉吟,指挥官捉住她的手说:“没事了,我在这里。”她对他,对所有前来救她出去的人们,都感到莫大的感激。她想休也将多么感谢他们啊。想到父亲,厄苏拉哭了,指挥官马上说:“嘘,嘘,苏西,没事了,我们马上就出去了,就像从螺蛳壳里挑肉那么简单。然后就有茶喝了,怎么样?不错吧?很期待吧?反正我很期待呢。”
好像下雪了,她的皮肤隐隐感到了一粒一粒针尖般的冰凉。“真冷。”她含糊地说。
“别担心,绵羊抖两下尾巴的工夫,我们就出去了。”指挥官说。他费事地脱下大衣,盖在她身上。本没有多少空间让他干这件好事。他碰到了什么东西,又兜头撒下一片碎渣来。
“啊。”她突然感到翻江倒海的紧张,但很快平静下来。树叶伴着沙土、灰尘和死人的灰烬一起飘落下来。突然间她置身于一片山毛榉树叶之下。树叶散发着蘑菇和篝火的气味,还有一丝甜滋滋的气味。那是格洛弗太太烤的姜饼的气味。比地沟和煤气味好闻多了。
“来,姑娘,”指挥官说,“加把劲,苏西,千万别睡过去。”他的手在她的手上握紧了,但厄苏拉正看着别处,阳光下,一只晶莹的东西正在转圈。是一只家兔吗?不对,是野兔。一只银色的小野兔,正在她的眼前慢悠悠地转着圈。多叫人沉醉啊。这是她见过的最美丽的画面。
她从屋顶飞身进入黑夜。她在玉米田里被阳光曝晒着。在田间小径上摘野莓。与泰迪玩捉迷藏。多好玩的小家伙,有人这样说她。说话的人自然不是指挥官咯?接着雪下起来了。夜空不再高悬。夜空像温暖的海洋,向她聚拢过来。
她向昏迷飘移过去。她想对指挥官说一句话。谢谢你。但说不说并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了。黑暗降临了。
美好的明天
1939年9月2日
“别生气,帕米,”哈罗德说,“家里怎么这么静?你把孩子们怎么了?”
“卖了。”帕米拉打起精神,开玩笑道,“买二送一。”
“你今晚应该住下,厄苏拉,”哈罗德好心劝道,“明天那种日子,不该独自一人待着。你就当这是医生的命令吧。”
“谢谢,”厄苏拉说,“但我有安排了。”
那天早些时候,她在肯辛顿高街做战前最后一次疯狂购物时买下一条黄色绉纱茶裙。她将它穿起来。茶裙上规律地印着飞燕图案。她喜欢,觉得穿起来很漂亮,或者说觉得梳妆镜内照出的各部分很漂亮。为了照到下半身,她必须站在床上。
透过阿盖尔路淡薄的墙壁,厄苏拉听见阿波亚德太太正用英语与一个来去毫无明确规律、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男人争吵——也许他正是神秘的阿波亚德先生。厄苏拉只在楼梯上与真人打过一次照面,当时他情绪欠佳,瞪她一眼就继续走了,也没有打招呼。他身量高大,面庞红润,有一点让人联想到猪。厄苏拉想象他站在肉铺柜台后面或者大力拖动酿啤酒的麻袋,觉得都很合适,但据两个内斯比特小姐说,他其实是干保险的。
与之一比,阿波亚德太太显得又黄又瘦,每当她丈夫出门,厄苏拉就听见她拿一种自己听不懂的语言唱忧伤的歌。听起来是某种东欧话。卡夫先生教的世界语此时该派多大用场啊。(当然得在人人都说它的基础上。)尤其那段日子,伦敦突然拥入许多难民。(“她是捷克人,”内斯比特小姐们终于告知,“以前我们可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在哪儿。真希望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厄苏拉猜想,阿波亚德太太一定也是个想在英国绅士怀中安然度日的难民,没想到却找到了暴脾气的阿波亚德先生。厄苏拉决定,一旦听见阿波亚德先生打起他的太太来,她就去敲门制止,虽然还不清楚具体的制止办法。
随着隔壁的争执到达顶峰,阿波亚德家的门被重重摔上,争吵声静了下来。可以听见进出动静极大的阿波亚德先生,咚咚咚咚跺着楼梯下去了,边走边甩出一通脏话,关于女人和外国人。被迫偃旗息鼓的阿波亚德太太恰好既是这个,又是那个。
一种不满的酸楚,连同水煮卷心菜令人作呕的气味,从墙壁那边渗透过来,叫人消沉、难耐。厄苏拉希望她隔壁的流亡者充满灵性和情怀——为追求文化生活而来,不愿她是被虐待的保险职员的妻子。虽然这种荒唐的希望对隔壁的女人不大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