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3/37页）

虽然希尔维不十分赞成，厄苏拉仍坚持学了现代语——法语、德语，还有一点意大利语（真真一点）。毕业后因为别无他事，就报了一个考教师资格证的班，被录取后，她决定拖一年再去上课，想在黑板前“安顿”下自己的一生之前先看看外面的世界。名义上的理由如此，实际上这是她对付家长的托词。她的真实目的是希望旅途上能发生什么令她不用回去考教师资格证的事。至于能是什么样的事，她还不知道（“也许是爱情。”梅丽满怀期待地说）。任何事都行，只要不落得在女子语言学校教书，成为苦命的老姑娘，终生与动词变化做斗争，任粉笔灰像头皮屑一样落在肩头。（这番想象建立在她自己的老师留给她的印象上。）再说身边最亲近的人里，也没有人对教书这个职业特别赞许。

“老师有什么好当的？”希尔维质疑道。

“真的，假设她的眼界再高那么一点点，就要高出大气层去了。”厄苏拉对梅丽说。

“但你是认真的吗？真的想教书？”梅丽说。

“为什么我认识的每个人问我这个问题时都是这种语气呢？”厄苏拉烦躁了，“难道我当老师不合适？”

“不合适。”

梅丽自己在伦敦一所戏剧学院上了一门课，现在在温莎的一个剧院工作，出演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二流苦情剧。“等着被发掘。”她说着，做了个剧场亮相动作。又是一个等待中的人，厄苏拉想。“最好别等，”伊兹说，“想到就去做。”她倒是说得轻松。

梅丽和厄苏拉一起，在狐狸角的草坪上坐着藤椅等狐狸，希望它们能到草地上来玩。希尔维一直将剩饭剩菜放到户外，母狐已经习惯与人共处，会像狗一样大胆地坐在草地中央等喂食。小崽子们——六月里已经长得长手长脚——在她的身边翻滚打闹。

“那我做什么好呢？”厄苏拉无助（亦无望）地说。正说着，布丽奇特端着茶和蛋糕出来了，将托盘放在两人当中的桌子上。“难道去学速记和打字，到民政部门工作吗？听上去也很没劲。梅丽啊，一个女人入了社会如果不想立即嫁人，究竟还能做什么呢？”

“你是说一个受过教育的女人。”梅丽补充道。

“对，受过教育的女人。”厄苏拉同意。

布丽奇特小声嘀咕了些什么，难以听清。厄苏拉说：“谢谢你，布丽奇特。”

（“可是你见识过欧洲呀，”她对希尔维说，几乎是带着责备，“那时你也很年轻呀。”

“我不是一个人去的，我有父亲陪着。”希尔维说。但没想到这番讨论竟在希尔维心里起了效果，最终还多亏希尔维力压休的反对意见，旅途才成行。）

出发去德国前，伊兹带她去买真丝内衣和丝巾，还有漂亮的蕾丝边手帕，“一双很好很好的鞋子”，两顶帽子和一个新手袋。“别跟你母亲说。”她叮嘱道。

在慕尼黑时她住伯伦纳家——一父一母，带着三个女儿（克拉拉、希尔妲嘉德、汉娜洛蕾）和一个还在上学的儿子赫尔穆特，住在伊丽莎白大街上。休与伯伦纳先生之间反复通信后，终于放心让自己女儿去做客。“他们肯定要大失所望了，”她对梅丽说，“父亲做了这么多准备，搞得像基督第二次降临。”伯伦纳先生自己在德语学院教书，为厄苏拉安排了向初学者教授英语的工作，也将她殷勤地介绍给了寻求私人辅导的学生。他在火车站接她时，将这些消息告诉了她。她还未决心开始工作，且刚从一趟恼人的长途火车上下来，舟车劳顿，听到这个消息很沮丧。从巴黎东站开出的特快列车与“特快”毫无关系，她又偏偏跟一个一路上不是在吃香肠就是在抽雪茄的男人同厢，又尴尬、又难受。（“在巴黎只看到了火车站。”她写信给梅丽说。）

她离开车厢去找洗手间，吃香肠的男人也跟她一起来到走廊上。她以为他要去餐车，等她找到洗手间时，才惊讶地发觉他也想跟着她进来。他说了几句话，她听不懂，但似乎相当粗鲁色情（以雪茄和香肠作为这番活动的前奏显得十分奇怪）。“Lass mich in Ruhe。”她毅然用德语说“请别骚扰我”。但他仍继续推，她也继续推回去。她不相信两人真的要打起来，因此一边抵抗一边还保持着适度的礼貌，对旁观者来说这一幕一定相当滑稽。厄苏拉希望走廊里有旁人可以让她求救。她不敢想象，一旦男人成功与她共处幽闭的洗手间内，会对她干出什么。（事后她疑惑自己为什么不干脆尖叫。多么傻。）

两个军官走来救下了她。二人穿黑制服，配银徽章，相当帅气，不知从哪里就冒了出来，一把将男人制住，严正警告了一番，其中许多单词她都没听明白。接着，两人又慷慨地将她换到了女宾专用车厢。她不知道车上还有这个配置。军官走后，车厢里的女伴们不住嘴地感叹起“SS”军官有多么多么地英俊来。（“亲卫队106的，”一个女人钦慕地喃喃道，“跟那些穿咖啡色制服的冒失鬼可不一样。”）

火车到慕尼黑时已经晚点。出了一件事，伯伦纳先生说，一个男人从火车上掉下来了。

“真可怕。”厄苏拉说。

虽然是夏天，天气仍微凉、多雨。阴沉的天幕没有因为她抵达伯伦纳宽敞的公寓就晴朗起来。公寓里到了晚上不开灯，冷雨敲打着蕾丝窗帘后的窗玻璃，仿佛非要从窗口进来才肯罢休。

厄苏拉和伯伦纳先生一左一右抬着她笨重的行李箱上了楼，整个过程俨然一出闹剧。总该有人来帮把手吧？厄苏拉气恼地想。如果休在，就会雇个男人——或者两个——负责这事，而不会指望由她自己完成。她想到了火车上的SS军官，想到如果是他们来对付这个箱子，将会是多么高效而殷勤。

伯伦纳家的女眷们都不在。“哦，还没回来。”伯伦纳先生毫不在乎地说，“好像去买东西了。”房里家具看来都相当笨重，铺着破旧地毯，养了许多叶子植物，有一种丛林的气氛。她打了个冷战，屋内冷得很，似乎不像一年这个时候应该有的温度，似乎不欢迎她的到来。

他们想尽办法将行李箱搬到了她的房间。“以前是我母亲的房间，”伯伦纳先生说，“都是她用过的家具。她不幸去年死了。”他凝视眠床——一个宽大的哥特式物体，制造它唯一的目的似乎就是要使睡在上面的人做噩梦——的眼神很明显地暗示出伯伦纳老夫人正是在它的鸭绒盖被下仙逝的。床大得几乎要撑满整个房间，厄苏拉突然感到十分紧张。她与吃香肠的人在火车上的经历仍历历在目，令她感到难堪，可眼下自己却又与另一个全然陌生的外国人独处一室了。布丽奇特讲的白种人贩子的可怕故事突然浮出了记忆的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