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书的诡计和学术书的情感(第5/8页)
我以前读书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总会被作者的旁征博引迷惑住,以为论据摆得越多,对论点的支持度也就越高,后来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就拿叶维廉的这段文字来说吧,的确称得上旁征博引,但论据是论据,论点是论点,两者之间实在没有牢靠的逻辑关系。
让我们回顾一下那段文字中的第一句话:“避免用人的主观来主宰物象形义的另一含义,是要我们做到‘以物观物’。”所谓以物观物,是宋朝学者邵康节的观点。邵康节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里提出了一个认识论:认识事物应当“以物观物”,这才可以客观、公正,不能“以我观物”,否则就会受到主观偏见的蒙蔽和误导。镜子和水可以毫无偏见地反映外部世界,但只能反映出表面的东西;圣人则高出一筹,不但可以毫无偏见地认识外部世界,更可以透过表面现象看到隐藏的本质,这就叫作“反观”。
这个“反”大约有镜子和水毫无偏见地“反映”外部世界的意思,绝不同于我们日常用语中的“反观”。用邵康节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以物观物”,不“以我观物”,也就是抛开主观成见,观察事物的本来面目。在邵的上下文里,这一对概念就很清楚了,简单来说:“以我观物”就是以主观之眼观物,“以物观物”就是以客观之眼观物,并不只用眼,还要用“心”,用“理”。
但我们很难想象该怎样把这个道理应用到山水画上,是该用卫星的视角还是应该把山水风光的四面八方在同一画幅上分别表现出来?我们不得不承认,绘画本来就是一种主观性的创作,如果脱离了主观性,视角也应该像照相机一样,只要快门一闪,就拍出一套完整的西方透视法,而中国画所谓的散点透视、回游透视恰恰是照相机这个“以物观物的客观眼睛”表现不出来的。多么明显啊,叶维廉“以物观物”的这个论据非但无法说明自己的论点,反而应该是持相反观点的一方才会拿出来的论据。
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即便“以物观物”真的就像叶先生所想说的那个意思,但西方难道没有同样的说法吗?不但有,还有更胜一筹的理论,那就是黑格尔的哲学。在黑格尔看来,人和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传统上认为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当我们欣赏一处山水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己作为纯粹的观看者在观看着山水这个对象,而是宇宙在通过我们的眼睛观看自己,通过我们的心灵思考自己。这个玄妙的道理其实一点就透,无非是说我们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宇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整体当中的一分子,而山水分明也是宇宙整体中的一分子。所以说,在我们游山玩水的时候,既不是以我观物,也不是以物观物,而是以宇宙观宇宙,是宇宙在静观它自身。这套学说如果也拿来解释美术理论的话,西方透视法也完全可以被解释得更神秘、更宏大、更发人深省。
11.
日本人在讲起自家文化的时候也常常流露出和中国人一样的情绪,这大概是因为彼此有着极其相似的背景吧——不仅传统文化的背景相似,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的那种危机感和捍卫心也是非常相似的。
日本文艺理论家冈仓天心(1862—1913)的名作《茶之书》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本。这本书是他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担任东洋部长的时候用英语写成的,谈日本的茶道和花道,在1916年出版之后迅速风行于西方世界。冈仓天心在书里一有机会就盛赞日本文化,贬低西方文化,实在是一本“很带情绪”的书。
冈仓天心的文字如此之优美,感情如此之浓烈,以至于我在整个阅读过程当中总是先被他深深感染,毫无抵抗力和防范心地接受他的观点,等到冷静下来之后,才隐约生出几分怀疑,刚刚被赶走的理智才回来了一些。
冈仓天心在介绍日本花道的时候,开头那段文字就是一大典型:
在春天拂晓颤动的晨曦中,当林间小鸟以神秘的声调低声私语时,你难道不曾想到,它们是在和伴侣谈论花朵吗?人类对花的欣赏,也一定是与爱情诗歌同时出现的。娇艳的花朵,在不知不觉中绽放着甜美,因沉默不语而吐露着芬芳。除了花之外,还有什么能让人想到纯洁少女情窦初开的样子呢?原始人将最初的花环献给他的恋人,从而脱离了兽类。就这样,他超越了粗野的本能需要,变成了一个人。当他认识到无用之物的妙用时,他便进入了艺术的领域。([日]冈仓天心著,尤海燕译:《茶之书》,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如果进化论不是由达尔文,而是由冈仓天心提出来的,善男信女们的拒斥之心恐怕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原始人将最初的花环献给他的恋人,从而脱离了兽类。就这样,他超越了粗野的本能需要,变成了一个人”,就算是上帝造人的故事也不比这样的进化过程更美。
爱得愈深,捍卫之情也就愈切,所以冈仓天心满心景仰地谈到了两位堪称楷模的护花使者:
为了保护纤弱的花朵,人们曾经采取了严密的防备措施。唐朝的玄宗皇帝,为了不让野鸟靠近花朵,在花园的树枝上架起了许多小金铃。也正是他,在春天带领宫廷乐师来到花园,用轻柔的音乐取悦满园的鲜花。据传,日本亚瑟王传说的主人公——源义经曾写过一块离奇古怪的木牌,至今还保存在日本的一座寺院里。那是为了保护一棵珍贵的梅树而竖起的告示,以其尚武时代的残酷的幽默打动了我们的心。在赞美梅花的文字之后,木牌上写道:“折一枝者断一指”。但愿在今天,我们也能对那些胡乱攀折花木、破坏艺术品的家伙实施这样的法律!
唐玄宗是风雅帝王的典范,他那护花铃和催花鼓的两则典故,在中国诗人里最爱用到的正是那位同样风雅的贵公子纳兰性德。日本文人也偏爱这种类型的汉典,对于汉典,他们不仅熟悉到了可以信手拈来的程度(这一点实在很令一些中国作家汗颜),还很喜欢做一点个性化的发挥。
比如催花鼓的故事,出自南卓的《羯鼓录》,是说玄宗曾于二月初一的清晨,见宫中景色明丽,柳杏将吐,遂命高力士取来羯鼓,临轩纵击一曲《春光好》,曲终之后,柳杏已经开花。玄宗笑对左右说:“凭这件事,难道不该唤我作天公吗?”日本作家薄田泣堇在《待花之心》里重新演绎如下:
春天某一日,玄宗走过御苑对面长长的回廊,下了两三天春雨,如今刚刚清明。四周的树梢被细雨打湿了,油一般的雨点吧嗒吧嗒滴落。所有的花朵都像少女的红唇稍稍开启,但尚未达到满开的程度。玄宗有些不满足,对身边的侍臣说:“看,所有的花都含着微笑等待时机呢。快拿羯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