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冬天（第5/16页）

那天尼尔离开之前，我们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请他们家明年为我们晒干草。尼尔和唐纳德从孩提时代起就会晒干草，并对设备非常了解。他们的父亲是一位矍铄的老人，已年过古稀，也会帮忙晒干草。他们会用我们的拖拉机和土地，我们会降低价格，从他们手里回购干草。

谢恩·夏普和巴德·坎普贝尔也在一个下午过来拜访我们，他们正在附近进行周末巡视。谢恩的儿子卢克是一个结实的少年，患有唐氏综合征，他夹在驾驶座上的两个人中间。谢恩和巴德把啤酒冰桶放在谢恩的车后面，方便停下来聊天时取用。他们每一站停下来，都会靠在卡车边上站着，边喝啤酒边聊天。谢恩开了一家机械车间，为国防工业制造零件。他做得很好，因此四十岁的时候就从日常制造工作中退下来了。他在当地以机械天才著称。当他走进我们的车间时，马克已经嘟嘟囔囔地倒腾了几个小时，用的工具我甚至都不知道名字。而谢恩看了一眼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一个很小的但是作用很大的建议，就起到拨云见日的效果，一个简单方便的解决方法便展现在眼前。他就是这样一种人。自从退休以来，他就在锯木厂里消磨时光，或者牵着役马出去闲逛，或者为需要修理东西的朋友帮忙。如果没别的事情，他就会在自己的车间里，耐心地修理一辆道奇拖车，计划把它刷成苹果红色。谢恩是我在文学作品以外遇见的第一个患痛风的人。他看过的医生都告诉他，如果戒酒的话，他的痛风会有很大好转，偶尔他会佯装向那个方向努力。而巴德是一个木匠，独自一人生活，压根儿就没想装作戒酒的样子。

谢恩是那个打破了在戴尔·兰杰农场流传的谣言的人，这个农场就在我们农场西面的山谷里。戴尔能够容忍在晚上挤奶时饮酒，因此从来不缺帮手。我认为谣言的兴起是因为当时我仍然穿着刚搬家时带来的标准的城市衣物，剪裁讲究的衬衫，裙子到膝盖上面，靴子有一点高跟，而在这个镇上，唇彩都被认为是作风大胆、特殊场合才会用到的东西。有人断定我以前是纽约城中高档的应召女郎，而这个消息被戴尔农场的帮工深信不疑并广为流传，直到谢恩开始了解我们，然后跟那些人说我根本不是一个应召女郎，而是从大学毕业的。而谢恩对我们说，巴德·坎普贝尔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啊，我只是听说的。”

我们也认识了托马斯·拉方丹，这是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有着一双闪亮的蓝色眼睛，经营着当地的定制屠宰店，秋天猎人会把猎杀的鹿带来切块并包装。托马斯告诉我们他曾经酗酒，还是个在酒吧打架的危险分子，后来他的医生和妻子联合起来向他施压，告诉他要么戒酒，要么在孤独中死去。所以，他马上戒酒了，并且从此以后滴酒不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托马斯和谢恩是唯一直接跟我说话的人。其余的人会停下车，把车窗摇下来，问“马克在吗”或者“你家老板在吗”，然后沉默地坐着，直到马克回来，然后所有的问题、评论和交易都冲着他来，完全把我忽略了。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会说：“再见，马克。”可其实我一直就站在那儿，并试图插入我的意见。马克比我高出许多，甚至没有人跟我有眼神接触。但是托马斯和谢恩会在马克碰巧不在的时候来访，真心实意地认可我的存在。他们并不是直接离去，而是会摇下卡车的车窗，跟我聊一会儿。我突然意识到我根本不知道对他们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可以聊。我会变得紧张，为了打破沉默的局面，无论脑袋里闪现什么古怪的想法，我都会脱口而出。他们两个都很有礼貌地对待我笨拙的表现。

我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才明白，在这里，谈话不一定非要有意义。你可以谈论天气，或者再次谈论已经涵盖的话题，也不会不舒服。实际上，一句话也不说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是在托马斯的店里停留时明白这一点的。他正在把为我们屠宰的猪肉打包。这正好是猎鹿的季节，托马斯十分忙碌，一直工作到晚上，冷冻箱里装满了处理过内脏的动物尸体。鹿的肋骨在门外堆得很高。普波·亨德森进来了，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灰白的胡子长得足以塞进裤子，戴着黑框眼镜，镜片又厚又模糊。他与他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很少离开山谷，在自己的房子、托马斯的屠宰店和戴尔的农场组成的三点一线中生活，两只啤酒罐塞在衬衣的口袋里。普波和托马斯互相简单地打了个招呼，然后普波从口袋里拿出一罐啤酒，坐在肉锯旁边。托马斯把鹿肩上的骨头剔下来，估量着给香肠加调味料——盐、胡椒和鼠尾草，把调过味的香肠放进绞肉机。地方的农村电台正在播放着轻柔的音乐，他们一直一言不发，直到一小时之后普波站起身来说：“嗯，差不多了。”托马斯回答：“好的。”然后普波离开。这就算作一次探访，是朋友和邻居之间经常做的事情。

我们见到的人都不停地告诉我们，我们会失败的，只不过说话的老练程度有所不同。他们说这一地区没有人对当地食物或者有机食物感兴趣，或者即使他们感兴趣也买不起。就算找到买我们食物的人，我们还是会失败，因为农场太过潮湿，种什么都不长。就算我们成功种植了某些作物，成功地把它们卖掉，失败仍然只是个时间问题，务农就是务农。一些人把这些事挑明了，而另一些人是在暗示我们，而无论哪种方式，我都会产生一种焦虑感，我尽力去平息这种焦虑感，直到马克和我单独相处，才有所减轻。我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并不擅长，也不知道我是该相信马克的乐观，还是相信大家的悲观。如果我们失败了，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失败了以后，我就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生活了。我不会再有公寓可住，也没有钱交定金，因为我们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奶牛这类的东西了。曾经有一个上了年纪的邻居叫特鲁迪，她从厨房里收拾了一箱子多余的锅碗瓢盆给我们带过来。这都是很好的珐琅铁锅，我们怀着感激之情收下了。后来，另外一个邻居过来串门，问我们特鲁迪是不是给我带过来一些锅碗瓢盆。“她以为你们很穷呢！”他爽朗地笑道，“她还以为你们，怎么说呢，生活贫困。我试着跟她解释，你们的贫困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这番对话让我郁闷了好几天。我记得上小学时有些孩子被称为贫困生，他们垂头丧气的，脸上挂着干掉的鼻涕，衣服看起来脏兮兮的，我不禁对着镜子，拿自己跟他们做了一番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