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左冲右突的道路（第5/6页）
我们只要想一想，倘若从川陕道的陕西起点汉中出发到成都，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在路上行走的一个月，行人除了喝酒吃饭休息外，他还做些什么呢？哪怕有可心的旅伴，也不可能天天谈心无间，因此，写诗作文成了消遣光阴、打发寂寞的一种普遍做法。以至于像陆游这位高产诗人，由于频繁往还各地，加以诗情勃郁，在九千三百多首诗中，直接写邮驿的诗有近七十篇之多，成为运用邮驿写诗的高手。
由于古代山川横阻，交通不便，作为四川包括成都这种四塞之区，要与外界（此处多指跨省交往）交通联系，其所费的时间、人力、物力，其交通的总成本之昂贵，在今天的人看来，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宋代沿嘉陵江水道从广元经长江水道到达湖北宜昌，需要二十八天左右，其中广元到阆中三至四天，阆中到南充需三至四天，南充到合川三至四天，合川到重庆需一至两天，重庆到宜昌大约需十六天。诗人范成大做官离开成都时，从成都出发到乐山换大船，再沿江而下，到涪陵共花了十二天时间，从涪陵到忠县为一至两天，忠县到万县为一至两天，万县至奉节为一至两天，加上奉节到宜昌需六天，总共从成都出川需要二十三天左右。倘使逆水而上入蜀，从万县到成都，行水路而需要一百天；但从万县弃船登岸，就陆路，则只需要不到二十天的时间（见范成大《吴船录》）。这条“黄金水道”之繁忙是自不必说的，平日过往的多商旅船只，以及政府不急之物，比如常规的物资转输亦即漕运。而那些急需的物资则是通过陆道，间或东道达荆楚，再抵京师，但过迂回，故而最高当局急需的物资多是从川陕道陆运到京师的。这表明了峡路与川陕道在某种意义上的分工。“贡输商旅之往来蜀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凡蜀之可以充内府出京师而移用乎诸州者，皆陆出；而其羡余不急之物，乃下于江”（《峡州至喜亭记》，转引自《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
这里蕴藏着一个简单的道理。因为从商人的角度看，如果不是做的时令性生意，对货物的时间性（如保鲜或者应时上市等）不要那么强，那么通过峡路而至外地做生意，其成本相对陆路则要低廉一些，而时间在其整个经营成本所占比例又小，选择峡路是理所当然的。但最高当局尤其是内府所急需的物资则不同，因为这些物资不以赢利为目的，因而不计成本不管代价，取悦内府，供其淫乐享受便成了物资运输的终极目的，因此哪怕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是在所不惜的。
比如川陕东线的荔枝道，就是典型的供内府需要的东西，说准确点，就是因为唐朝的杨贵妃喜欢吃荔枝，唐玄宗为讨得她的欢心，专门修的一条运输荔枝的贡道。这条道是从涪陵荔枝驿北上至罗温县地，沿龙溪河谷至梁山驿（梁平县）、高都驿，经通州（达县）循下蒲江翻大巴山，再取洋水至西乡县，经子午道至长安。这条线是涪陵至长安最短的路线，大抵有两千里，一般史书载荔枝三天即可运到，一方面这符合荔枝保鲜要求，另一方面也与唐朝急递日行五百里的速度相去未远。这样快速的运输，就是典型的不计成本、不顾民情、不顾马匹及人员之死活的，正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同时也就反过来证明，倘若这种运输荔枝的方法，成了商人们普遍的运输方式，就表明有一个强大购买和消费荔枝的市场存在，人们普遍的购买力是强劲的。
利益促使商人不顾这种高投入，因为这种高投入会有高的利润，但是这里面也有很高的风险。商人之间为抢夺市场而进行的争斗自不必说加大了风险的强度，但同时也使市场可以免于垄断而使购买者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但在古代社会，这种“高消费”——我们假设从市场的角度看，有足够的维持这种杨贵妃式的荔枝高消费的市场——可能会受到想独享骄奢淫逸之类的高消费的统治阶层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既来自政制群体对有钱群体的排斥，也来自虚伪的道德对统治者的帮助。而这种风险使得商人们不可能放开手脚去运输“杨贵妃们”喜欢的荔枝，这也是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即人们对利益的本能获得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实现，从而导致市场萎缩的一个内在原因。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冰释一个长久盘踞于心的疑问：为什么峡路成为商业运输及官方常规运输的繁忙通道，而往陕西的北路通道——北路通道运输成本过于昂贵，使得彼时的铁币自身的运输成本过昂，从而降低了做远程生意的动力，相同甚至高于当地品质的货物仍然缺乏竞争力，因而人们思谋着“发明”纸币交子——多半成了官方救急以及运输那些不计成本的货物的通道。从而也就变相表明，人们对时间的所谓珍惜与否，并不是亘古不变的，因为时间在古代商品经济（其产品只有自己消耗，要外运成本就会甚昂，没有竞争力，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愿望无法得到刺激和实现）不够发达的地区，反而成了人们常见的可供浪费的资源，这也就是容易吃饱的成都人——成都在唐宋时期相对于其他地区较为发达，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已——比较容易享受悠闲时光的物质基础及传统习惯。
换言之，与其说是生活要我们跑多快，在时间上紧迫起来的问题，不如说是人的欲望得不到有效的刺激和保证，导致消费的萎缩。再加上交通的不发达，在小范围内的资源相对过剩，无法大规模地运输至外地，扩大消费层面，形成资源和市场的重新有效配置。以至有的地区过剩的物品，在其他地区则是难得一见的紧俏物品，但运输成本的昂贵又阻止了人们购买能力的提高，就使得物品相对过剩的地区如成都，其民众只能过着放佚贪玩的生活。古代社会的生活似乎不需要人们像今天这样跑得风快，交通的不便反过来也加深了人们对时间物理化精确化的漠视，从而使人们对缓慢的生活节奏安之若素。
由于川陕道不仅是军事、政府下达公文及商业的要道，因此过往客商、文人、官僚等非常之多。一般说来，四川咨陕西公文多由剑阁道而至陕西，而且1775年，云南到陕西的公文也改由此道抵陕西。因此清代取此道及附线东川道入蜀的人就有王士禛、方象英、陶澍、高延第、张邦伸、吴焘等，他们分别著有《蜀道驿程记》《使蜀日记》《蜀日记》《北游纪程》《云栈纪程》等书。这说明川陕道中取剑阁道或东川道入蜀所费时间、行踪情况，已引起了清朝官宦人员的较为普遍的注意。其实此前也有不少人注意及此，大地理学家王士性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