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第14/15页）

一、对于犯罪人，非有相当证据，能否传讯？

查传讯并非强制处分，检察官对于告诉人、告发人及证人、鉴定人尚得传讯，何况犯罪嫌疑人？且传讯之目的，在得证据。既有相当证据，即可交地方厅起诉，检察官在传讯前，断无先行举证之义务。查总检察厅饬发《检察执务规则》第一百十七条：“侦查中因不失取证机会，且不损被告利益，应先讯问被告人。”观此，则知传讯为取证之机会，非取证以后始能传讯。

二、对于犯罪人，非有相当证据，能否拘押？

查敝厅并未将×××拘押，则此项问题无答辩之必要。

三、对于犯罪人，非有相当证据，能否搜查？

所谓“搜查”者，本系搜查证据，若既有相当证据，尽可不必搜查。使既得证据，而搜查不已，将发生滥行搜查之问题，而被告人将不堪其扰矣。推司法总长之责，似谓先有证据，乃能再查。然则搜查者何物乎？查总检察厅饬发《检察执务规则》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三条，检察官本有搜查证据之权，非先有证据而后可以搜查。

四、对于犯罪人，非有较著事实，能否传讯拘押搜查？

查司法总长所言相当证据、较著事实等语纯系空论，在法令上本无根据。其所谓“较著事实”四字，在法律上有何价值，更难索解。若就其文义解之，似指显著之犯罪事实而言。果尔，则前所谓相当证据，已包括此义。

五、×××是否有嫌疑？

查嫌疑不嫌疑，至如何程度方可开始侦查，均应听检察官酌量。如检察官认为嫌疑，不特司法总长不能命令检察官使之解嫌疑，即被嫌疑人之律师，亦不能于侦查中出头辩护，谓检察官滥行嫌疑，应行停止侦查本案。司法总长如欲问×××是否确有嫌疑，荫杭亦须还问司法总长此次×××是否确无嫌疑？荫杭确曾亲诘司法总长，是否总长个人意见认×××为道德高尚，决无嫌疑之余地？司法总长答言：“交情甚浅，并不能保。”

六、并未奉令交办之案，检察官能否自行开始侦查？

查京外检察厅每年侦查之案不知几千几万，岂皆奉令交办之案？又查大总统交法庭办理之案，并非一经令交，即有特别性质。如检察官侦查以后，毫无证据，认为无庸起诉，即经大总统令交，亦不拘束检察官。如认为应行侦查，即未经大总统令交，检察官亦照常行事。不能因其曾任总长，遂认为神圣不可侵犯。

七、无人告诉告发，检察官能否开始侦查？

查检察官系刑事原告，法律上早有明文。京外各检察厅，每年侦查之案，不知几千几万，岂皆有人告诉告发？司法总长岂并此而不知？

八、仅以报纸之攻击、议会之质问、道路之传闻，能否开始侦查？

查检察厅饬发《检察执务规则》第十六条，因现行犯告发自首，报纸风闻，及其他闻见之事物，认明或逆料有犯罪之嫌疑者，应即开始侦查。观此，则检察官受法令拘束，苟有所见闻，即不能处于消极之地位。逆料有嫌疑尚应开始侦查，况经检查后认明有嫌疑，安能不开始侦查？荫杭待罪法曹，尚有丝毫天良，诚不敢涂聪塞明，自甘聋聩。

九、保障人权之研究

查约法，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罪之权。但本案尚非发生此项人权问题。敝厅对于×××既未逮捕，并未拘禁，亦未经审判厅审问处罪。不过由检察官认为嫌疑，依法传唤、依法讯问、依法搜查证据，并交地方检察厅依法办理。自始至终，何有丝毫违法授人口实之处？

十、意气用事之研究

查检察官职司搏击，以疾恶如仇为天职。昔哲有言：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此诚检察官应守之格言。因检察官本不以涵养容忍为能事也。故谓敝厅为“雷厉风行”则近之；言敝厅为“意气用事”则不能然。即以“雷厉风行”言，敝厅亦不敢冒此美名。敝厅办理此案，始终出以冷静，出以和平，故×××到厅听其乘自动车，到厅后听其入应接室，而未入候审处。故谓敝厅为过于宽待则近之。谓敝厅为“雷厉风行”，则尚觉受之有愧。

十一、违背职务之研究

综观前列各项，则惩戒法中所谓“违背职务”四字，万难牵合，已极明了。果如司法总长之言，可强指为“违背职务”而受惩戒，则以后检察官对于犯罪嫌疑人，将无开始侦查之权。检察官偶一认定嫌疑，司法总长即出而干涉，停止其职务，使之不能侦查。检察官偶一传讯，司法总长即出而干涉，要求检察官提出证据，若无证据，即停止其职务，使之不能传讯。又检察官偶一搜查证据，司法总长即出而干涉，要求检察官提出证据，若无证据，即停止其职务，使之不能搜查。果尔，则凡与司法总长同党者，皆可肆行无忌，受司法总长之保护，而不受检察官之检举。是《司法官惩戒法》将为司法总长排斥异己之武器，而《司法官惩戒法》第三十一条第二项，将为司法总长庇纵犯人之护身符。身为司法总长，且不恤将司法制度根本破坏，设以后各省行政监督长官，相率效尤，试问执法之官，尚能履行其职务乎？观此，则知此次“违背职务”者，确系司法总长，并非高等检察长。

十二、司法总长请付惩戒之用意应注意研究

今试设为假定之辞。此案检察官果系办理不合，应负责任，则司法总长亦应俟×××将犯罪嫌疑洗刷净尽，方能议及检察官之责任。何以司法总长迫不及待，若惟恐继续侦查，不利于×××，遂将着手侦查之检察官，先行停职。然则司法总长固明知检察官履行职务，万不能加以惩戒处分，特借此手段束缚检察官之手，使不能发见×××之犯罪证，许汝曹染指。此其意固显而易见。藉曰不然，试问今日×××，果已由法庭证明其毫无嫌疑乎？又试问今日司法以外之机关，已停止查办，而深信其毫无嫌疑乎？又司法总长欲惩戒检察官，果无私意，尽可径行呈请，何至在国务院主张请大总统径行免职停职，并约法而不顾。此可疑者一。又敝厅办理此案之检察官，除由检察长主任外，尚有检察官五人。何以当时亲传×××之检察官置之不问，而独注射于赴津搜查要据之张汝霖，使之停职不能进行？此可疑者二。由此观之，则司法总长之用意，固在停止侦查，而不在惩戒法官，彰彰明矣。查刑事侦查，贵于迅速进行，不失事机，一经停顿，则证据从而淹灭，犯罪人并可布置一切。今司法总长对于×××一案，既如此不避嫌疑，则以后此案如果因干涉停顿，办理上发生重大困难。试问司法总长是否负完全责任？至于敝厅开始侦查之时，固深信此案确有把握，初不料司法总长有非法之干涉。然即经此次干涉，亦不敢谓此案必无把握。但苟轶出常轨之外，则不敢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