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直的人（第2/4页）

思想孕育的孩子

就在一五七○年，圣日耳曼条约使宗教战争暂告结束；一五七一年，莱奥诺诞生，这是蒙田唯一成活的孩子。《随笔集》毫不掩饰蒙田对只有一个女儿的失望心情，他把教育女儿的责任全部推给妻子。他本希望能生个男孩，就可以把他的人生体会、他的姓氏和地产传给儿子。正因为如此，他对孩子不感兴趣，这让我们难以接受，其实，这恰恰是他对温情的一种抑制。也正因为如此，他便在他思想孕育的孩子身上寻觅慰藉：“我们的思想、勇气和智慧所孕育的孩子，要比身体孕育的孩子更高尚，而且更是我们的孩子……”。就在这一五七一年，他在巴黎出版了拉博埃西的作品，从而向他个人的作品迈出了第一步。

不任公职和相对清静的生活不一定带来心灵的平静，因为“隐居时也有可能不清静”。对于一个求知欲非常强烈的人，无所事事会导致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蒙田有过切身体会：“最近我退隐在家，决定尽量好好休息，不管他事以度余生，仿佛让我的思想无所事事，自由地运转和休息，这是对它的最大爱护……但我觉得事与愿违，我的大脑就像脱缰的野马，成天有想不完的事，要比给它一件事思考时还要多想一百倍；我脑海里幻觉丛生，重重叠叠，杂乱无章。为了能随时细察这种愚蠢和奇怪的行为，我开始将之一一笔录下来，指望日后会自感羞愧。“蒙田和古代神话中的那喀索斯[12]一样，需要一池清泉来认识自己。而这清泉，就是拉博埃西留给他的以及他自己觅得的哲学著作，尤其是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一五七二年，阿米奥把这部书译成了法文。他更是将人生的教训和书本的教诲捏合起来苦思冥想，试试自己有多大的能力。

一五八○年的《随笔集》

蒙田将用什么形式来表现他的幻觉呢？按照当时的风尚，他可以到古人的著作中去抄袭警句格言，就像《加图箴言集》、伊拉斯谟[13]的《名言录》、亨利·埃蒂安纳[14]的《希腊人和拉丁人的道德格言》。他也可以像有些人那样，摹仿塞涅卡《给卢齐利乌斯的信札》，写一些论道德的信札或文章，如西班牙人格瓦拉[15]的《金色信札》，皮埃尔·德·梅西的《训诫大全》。把他自己的回忆录写进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中去，这对他很有吸引力：他是法兰西国王和纳瓦拉[16]国王的官廷内侍，他对公众事务了如指掌，加之他看问题的客观性，这使他成为一个享有特权的观察家；因此，他的朋友们鼓励他写这样一部著作。不行！在这内战年代，一部历史书无异于一种表态：不是辩护，便是抨击。他不是意大利战争中的老战士，不像杜贝莱统帅[17]或他的乡亲蒙吕克元帅[18]那样有英勇业绩可供叙述。此外，他不喜欢历史的报刊文体，生性钟爱生动幽默的诗歌文体。他的天才之举，是博采众长，将这些不同体裁的特点溶进《随笔集》中；这些《随笔集》既是一个学徒的习作，又是一个敢想敢为者的奇想，一个并不灿烂辉煌却经受过磨炼的人生体会。诚然，今天的读者看到一个极其厌恶卖弄学问的作家竟如此大量地借鉴古希腊和罗马作家，会感到不胜惊讶，然而，他这样引经据典不是为了炫耀知识渊博；那些引语变成了蒙田“自我”的一部分，并使他的“自我”更加丰满，却仍保持无拘无束。这都著作的构思史无前例，成为作者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因此，蒙田可以在他的《致读者》中宣称：“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

一五八○至一五八一年的旅行

一五八○年，两卷《随笔集》在波尔多由西蒙·米朗日出版商出版。接着，他离开妻子、女儿和城堡去外地度假，一去就是十七个月零八天。这就招来了许多闲言辞语。蒙田在第三卷第九章中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反击，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首先是为了进行一系列的温泉治疗；他患肾结石多年，他父亲就死于此病；在那个时候，这是一种痛苦的不治之症。然而，蒙田厌恶吃药，这是祖传的习惯。怎能相信药剂师让“腹痛病人”服用的“磨成粉末的老鼠屎”呢？相反，大自然提供的温泉能治百病：蒙田已试过比利牛斯山和奥弗涅的温泉，但没有根本的疗效。他还没去过洛林、蒂罗尔[19]、意大利等地的温泉。此外，他那时四十八岁，连续骑马十小时也不觉难受，这不正是出外旅游的好时光吗？他对钟楼顶上的狭小空间有点腻烦了，渴望“让自己的脑子接触一下别人的脑子”，在潜心研读过书本知识之后，现在特别想去“发现新鲜事物”。

随行人员除仆人外，还有一群亲戚和朋友：他的弟弟、他的连襟贝尔纳·德·卡扎利、一位洛林的绅士杜奥图瓦、年轻的代蒂萨克，后者是普图瓦名门望族的后裔，这个家族是拉伯雷的保护人。蒙田没有直接去温泉：他先到巴黎，把他的《随笔集》敬献给国王。反过来，他聆听了国王的指示，并得到了御笔亲书的介绍信。中间还有一件与战争有关的插曲：他随国王去围攻拉费尔要塞，然后在苏瓦松参加了他朋友格拉蒙伯爵[20]的葬礼。接着，他又返回巴黎地区，穿过香槟和洛林，瞻仰了多姆雷米的贞德[21]故居，进行了温泉治疗，然后去德国的南方、奥地利的蒂罗尔，从布伦纳山口[22]进入意大利。那时候，温泉比比皆是，名胜层出不穷，那群旅行者一路上尽情游山玩水：“若是右边的风景不美，我就走左边……”。他们终于抵达罗马，那是人文主义者个个梦想的地方。和拉伯雷、杜贝莱一样，蒙田崇拜古代的罗马，但对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和教皇的罗马也颇感兴趣，那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性城市……，所有基督教国家的首府。”他受到教皇的接见，他对教廷图书馆举世无双的手稿赞叹不迭，他把《随笔集》呈送教廷圣职部审查，比起索邦神学院来，教廷圣职部往往更宽容。他们在卢卡[23]和维拉温泉浴场逗留的时间最长，这也是最愉快的一站。蒙田从未感到像这样自由过：“我想睡就睡，想学习就学习；当我心血来潮想出去走走，到处都能找到我谈得来的男男女女……”要不是他被波尔多市议会选为市长，他在意大利逗留的时间会更长。市长职位虽然令人向往，但这意味着放弃自由，要击对付比家庭琐事还要烦人的公众事务。一五八一年十月十五日，他离开罗马，经由米兰、都灵、尚贝里、里昂、克莱蒙费朗和里摩日，回到了蒙田城堡。一回到家，他就看见亨利三世的亲笔信，信中不乏恭维之词，但也给他下了命令，要他尽早去波尔多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