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第11/13页）

这一年，虽然不是为了庆祝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但我决定配合《单恋》的出版举行一场签售会。上次举办签售会还是一九八五年，一晃十六年过去了。场地设在新宿纪伊国屋书店。我感觉自己好像是第一次举行签售会一样，全无头绪，完全抓不住要领。书店方面事先发放了入场券以控制人数，不过我觉得要把当天特意赶来的人赶走的话，那实在很过分，我希望能为所有到场的读者签名，所以就拜托他们当天再分发入场券。签售会那天，我乘出租车到达书店的时候，门前早已排起长龙，让我在欣喜之余又多了几分困惑与惊异。签售会从下午一点一直持续到将近五点。我的手腕酸疼无力，脑袋昏昏沉沉，在一旁帮忙盖印章的责编手指都磨出了水泡。我再次亲眼确认了原来有那么多读者来买我的书啊，真是谢谢大家了。下次签售会不知会是什么时候，也许是十五年后？那时说不定一个人都不会来了，不，那时有没有人找我办签售会都难说。不、不，那时我还当不当作家都是个问题呢，对吧？

二〇〇二年

要说这一年我干了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玩滑雪。从前我就一直想试试这个，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终于有幸体验了一把，从此就对这项运动上瘾了。适宜滑雪的季节已即将结束，不过只要找到还有雪的滑雪场，我就会去练习，希望能尽快提高技术。毕竟我已经四十四岁了，还能再滑几年都很难说。幸好当时位于千叶的SSAWS还在营业，在滑雪季结束之前，我每周都会去一次。九月三十日是SSAWS营业的最后一天，我在那里滑完最后一次时，居然有种要哭的冲动。

不过，我并不是满脑子只想着玩，工作也有不小的进展，陆续出版了《湖边凶杀案》、《时生》、《绑架游戏》三部作品。时隔六年，我又一次在一年之内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各位想必都知道，其中《湖边凶杀案》和《绑架游戏》已经改编成电影了。我个人觉得《时生》一书是最适合搬上荧幕的，但是显然我不太懂影视圈从业人员的想法。

更让我搞不懂的是出版业的将来。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图书滞销的时代了，当然，这跟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也有关系。对个人来说，买书钱有可能是最先削减的开支——去一趟图书馆就可以免费借阅各种畅销书，图书出租业也应运而生。我认为，无论以何种形式，只要阅读这种文化活动能继续下去就好。然而，现在问题在于书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出书就得花钱，但这笔钱谁来负担？国家一分钱也不会出的。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事实上，负担这笔钱的除了读者，再无他人。读者买书需要花钱，而这些钱又会返回出版社成为出版新书的资金。如果没有“为读书而掏钱买书”的人，新书也就出不了了。作家也要生活，就算图书馆增加了几万名借阅者，租书店租出了几千本书，出版社和作家都无法从中获利。所以，我要为“肯掏钱买书的人”写故事，让他们觉得自己付出了金钱，获得了相应的乐趣。当然，手头不宽裕而去图书馆借书的人还是占大多数吧，我完全没有指责他们的意思，请大家好好利用公共设施，尽情享受阅读的快感。不过，千万要记得对那些“肯掏钱买书的人”说声谢谢，因为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新书可看了。

二〇〇三年

从今年开始，更确切地说，是从去年年末，我就迷上了滑雪。因为去滑雪场的次数太多，我就琢磨着写写关于滑雪的随笔，顺便也可以把滑雪的钱纳入写作经费中。结果，这个想法遭到了大家的一致鄙视。不过，也正因为开始对滑雪着迷，我不断收到同样喜爱这项运动的同行的邀约，比如二阶堂黎人先生、贯井德郎先生、笠井洁先生……把怪人作家黑田研二也列出来好了。

雪化完了，随笔的题材也没有了，于是我开始挑战一些新项目，冰壶就是其中一项。但是，我玩冰壶的时候出了一点儿事故，脸上缝了二十五针，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不过，我儿时摔歪的鼻梁却因此正过来一些，我心里多少有了点儿安慰。

《绑架游戏》改编成电影时，改名为《g@me》。我这个原作者也在片中露了一面，但是因为只是一闪而过，几乎没人看出来——明明我还是本名出演的呢。

值得一提的是，母亲去年住院了，是因为要动腹部大动脉瘤手术。事实上，当时母亲还患有胆管癌。她本人并不知道癌症的事。后来，母亲感染了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了并发症，身体十分虚弱，两个手术都无法施行了。她本来就年事已高，所以医生建议“回家休养比较好”，这话也就是表明他们回天乏术了。

回到家的母亲似乎恢复了健康，就像已经痊愈了一样。她还去看了电影《g@me》，称赞主演藤木直人先生“长得真帅啊”，这话一点儿都没错。

这一年我还出版了《信》、《杀人之门》和《我是冷面老师》这三部作品。

二〇〇四年

精神得就像病已痊愈一样的母亲在新年伊始再次住进了医院。没有任何治疗，癌症当然不会凭空消失，而且大动脉瘤也扩张了。然而，即使住院，医生也无计可施。我一次次返回大阪，召开家庭会议。

两个姐姐真是家里的大救星。她们不眠不休地照顾母亲，让我万分感激。

但是，不管多么无微不至的照料，依然无法阻挡癌细胞的肆虐。六月三日，母亲撒手人寰。接下来的事情更是让人手忙脚乱——守灵、葬礼事宜、通知亲朋好友等等，忙得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丧主是父亲，但是他把事情全权交给了我这个儿子，连葬礼上的致辞也让我出面。尽管如此，父亲仍不忘再三嘱咐：“葬礼要办得隆重一点儿啊！”

那时，《嫌疑人X》（出版时改名为《嫌疑人X的献身》）正在连载，而我只得向编辑部请求暂停一段。作为作家出道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没有按照原定时间交稿，同时我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我对父亲说：“哪天您老人家大行了，可不要赶在我截稿的时候啊。”

葬礼和法事告一段落之后，姐姐们又提出一个新难题——爸爸的生活怎么安排。那时，父亲已经八十七岁了，实在不放心让他独自生活。

其实数年前我们就和父亲商量过这件事，父亲希望去养老院住，他说不想给孩子们增加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