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日常（第9/10页）

我从很多梦想中选择成为小说家，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样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挑战写作。我从未想过把写小说当做兴趣爱好，既然开始写，就是以成为职业小说家为目标的。连身为外行的我也知道，乱步奖堪称通向职业作家的捷径。

那年夏天，我开始写作，而且很莽撞地直接写在了KOKUYO稿纸上。老实说，我并没有“一定要拿到乱步奖”的信念。对我来说，挑战写作这件事更为重要，我只是不想什么都不做就白白放弃梦想。

我设定了五年的期限，要是试了五年还不行，就证明自己没有才能。那时，我就彻底死心，再度朝着优秀工程师的目标努力。

查过之后才知道，每年乱步奖的投稿作品有三百篇左右。三百分之一——如果是买彩票，那中奖率可相当高呀。当然，我也明白这不是概率的问题。

第二年一月末，我把完成的原稿寄到讲谈社。成果我并不十分满意，但是对当时的我而言，写完一部作品才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这次的作品不具备得奖的水准，于是投稿之后的第二个月，我就开始着手创作新小说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我决定这次先打草稿。我把公司废弃的打印纸带回家，在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这样删改很方便，也可以剪下来粘贴到别处，和使用文字处理机或电脑的感觉差不多。

即使加班到很晚，我也会督促自己稍微写一点儿。当时我住在单身宿舍，“最近在宿舍看不到东野”的流言在同事间流传。为实现梦想，要忍耐许多事情，与朋友交往就是其中之一。就算是假日，我也没工夫出去玩。

不久，这一年乱步奖新科获奖者诞生，我立刻买来《小说现代》翻阅。获奖小说是高桥克彦先生的《写乐杀人事件》，据说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不过我更在意评选过程。我的名字和作品名就印在高桥先生旁边，还以粗体字表示通过了第二轮评选，只差一步便能杀入最终候选名单。

也许我能做到——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那一瞬间，写小说成为我真正的挑战，而之前创作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心安。

我反复推敲并修改执笔中的第二部作品，又到临近截止日期才寄出原稿。为了不让自己后悔，我努力到了最后一秒。

我对这篇作品很有自信，但是一个月后我又开始写下一部了。如果确定落选再开始写的话，就来不及参加下届比赛了。不过我心里盘算的更多的是，假如这次获奖，还是再写出一篇作品备用比较好。

对我而言，乱步奖不是最终目标。即使走运得了奖，也只不过是站在起跑线上而已。得奖当然非常重要，可我也知道得奖后太久不出新作的话，很快就会被读者遗忘。读者是健忘而冷漠的，作为乱步奖粉丝的我最清楚这一点。我认为，就算现在上着班，如果一年写不出一部作品的话，那将来成为职业作家，也终究无法以此为生。

那年五月，我收到通知，我的第二部作品《魔球》最终入围。不用说，我高兴极了。我将必要的文件寄回讲谈社之时，还对着信封合掌祈祷。

但是，事实上，在期盼得奖的心情背后，内心某处一直有一个声音：“不，还是不要多想得奖的事比较好。”这包含两层意义，其一是警告自己“反正不可能得奖，有做白日梦的工夫不如考虑一下如何把执笔中的作品改得更好”，这一点似乎无需说明；问题是另一层含义，说出来大家可能也不会相信，但我觉得“也许这次不得奖更好”。

这种心情很奇怪，希望得奖，却又害怕得奖。这是因为当时的我还没有在作家之路上走下去的自信。只不过碰巧有一部作品得到好评，并不代表以后都能维持同样或者更高的水准。我认为等自己真正准备好了再得奖才是最理想的。

我实在是想得太美了。还没得奖，就感受到乱步奖金字招牌的压力了。尽管如此，一个月后果真落选时，我还是很失望，这样的自己真叫人无话可说。

和往常一样，我阅读了《小说现代》上刊登的评选过程，看到大师级人物针对自己的小说给予点评，这让我感觉仿佛置身梦中。由于落选，作品自然被批评了一顿，但尽管如此我仍然很想拿去给别人炫耀一番——尤其是土屋隆夫先生的一句“期待这位作者的新作”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于是，第二年一月末，我寄出了第三篇作品《放学后》。比起《魔球》，我对这篇更有信心，所以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入围，但直到真正接到入围通知前，心里仍然七上八下。这次拿到入围通知时比去年更加高兴。

七月二日晚上七点半左右，我接到了决定命运的电话。

“恭喜您获奖。”

听到这句话时，我脑袋嗡的一声，通往新世界大门开启的声音清晰地在耳边响起。

说实话，接下来有一段时期，我每天都仿若置身于玫瑰色的光晕之中。单行本《放学后》卖掉了十万册，被评为“周刊文春BEST 10”排行榜的第一位（当时，乱步奖获奖作品排名第一很正常，不过我并不知道）。

但我也清楚这股势头不会持续很久。我认为，胜败在此一举，于是决心辞掉工作，前往东京发展。

然而，去了东京，见到我的编辑却显得很为难。

“辞掉那么好的工作，一定下了很大决心吧。要是事先和我商量一下，也许我能给你一些建议。”

斩获新人奖就兴奋得不知天高地厚，头脑一热就辞掉工作来到东京——恐怕这样的新人作家很多吧。也许，打消他们的这种念头也是编辑的职责之一。

“没关系的。”我说，“这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不过，话虽如此，想靠一支笔养活自己可不容易啊。”

我对依然不安的编辑讲了下面的话——

“《放学后》卖了十万册，那是因为这是乱步奖获奖作品，以后大概很难有这个销量了，我认为十分之一比较合理，也就是一万册。

“另一方面，我辞掉工作就可以专心写作了，目前打算一年写出三部作品。

“一本定价一千日元的书，版税一百日元，简单来说，我一年的版税收入是三百万日元，这与我在公司上班时的年薪基本持平。”

编辑听到这里，终于露出了笑容，他说你能考虑到这一步应该就没问题了。看来他似乎高估了我上班时的工资。

虽然自己讲这话有点儿奇怪，不过那时我作为一个刚出道的新人作家，这个预估非常准确。事实上，我来东京后，前几年的收入只比我估算的多一点点。而我并未感到不满，在这个领域闯出一片天地很难，而现实比我之前想象的更加严峻。乱步奖这个金字招牌的有效期短得惊人——第二年乱步奖颁奖派对上，除了责编之外，几乎没人记得我的名字了。连获得乱步奖都是这样，其他新人奖的获奖者面临的形势肯定更加艰难。眼见每年很多新人作家出道后不久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我觉得我能作为作家生活下去，本身就是一件幸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