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第3/16页）

在母亲的努力下，1973年，王家新得以在距家里20公里外的肖川高中寄宿上学。这所学校既偏僻又遥远，每个周末，王家新回家都得翻山越岭，然后住一个晚上后在再翻山越岭回到学校。加上家境清贫，自己又是长子，王家新在学校的生活异常艰苦。

也许正应了一个异国诗人所说，“贫穷听听风声也是好的”，艰苦的生活并不能阻挡一个年轻人对文学的热情。初中三年级的一天，王家新很冲动地对当语文老师的父亲说：我要写诗！父亲回答说：“啊？你要写诗？诗歌要有意境！”

进入高中后，王家新开始了对缪斯女神的疯狂追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头扎进了文学”。他开始表现出自己不俗的文学天赋。有一天，他突然心神不宁，觉得想对这个世界表达一些什么，于是他提笔写下了数十行文字。这是王家新有生以来第一次写下的两首短诗，尽管后来没有发表，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其作为一个诗人的处女作。

然而，当这个16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兴冲冲地拿着自己的心血之作给据说也喜欢文学而且造诣不浅的教导主任看时，这个教导主任却认为这是王家新抄袭的，他不相信自己的学生也能够写诗，而且写得那么好。

教导主任的怀疑，虽然令王家新不快，却也由此证明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因此还算不上什么坏事。而来自父母的压力就要沉重很多了。在那个时候，如此地痴迷于文学，并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经历过世事风霜的父母的态度从惊讶转变为担忧，于是，他们不停地给儿子讲述一些往事。其中讲得最频繁的是1957年反右时，他们的亲身经历——上面出题让老师们回答是“以水为净”还是“以心为净”，结果，回答“以水为净”的同事躲过一劫，而回答“以心为净”的同事被打成了右派。由此可见文学这一表面上高雅的爱好之中所暗含的风险。直到王家新上了大学，父亲每次来信都还要反复叮嘱儿子：写东西“要注意”！现在的年轻人对当年的历史了解不多，或者仅仅是有所耳闻，以为“写东西要注意”很荒谬，但对其中的残酷性认识得不够。其实当年“以水为净”和“以心为净”之类的事件在各地并不鲜见。即使是劳动人民保家卫国的“红色经典”作品《铁道游击队》也发生过多次波澜。据说，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心爱的小琵琶》的第一句“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就被有关人员认为是大逆不道。因为当时举国都在高唱“东方红，太阳升”，把伟大领袖喻为永不降落的红太阳，而《铁道游击队》在这当口却宣扬“太阳落山”，不是讽刺领袖又是什么？电影《铁道游击队》被批判，小说《铁道游击队》自然也不能幸免，一些章节和段落不得不修改，突出党的领导，突出“集体研究”的作用，减少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即使如此，作者刘知侠也仍然被“请”进牛棚多年。

即使是在今天，这种把“太阳落山”指责为讽刺伟大领袖的行径仍然没有绝迹，2010年2月1日，青年作家韩寒在厦门大学演讲时，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韩寒主编的一本杂志一直被拖着，没法出版，因为这个杂志的很多内容在审查上遇到了问题。最有趣的一个问题是，杂志里面有一幅漫画，画面上，男主人公光着身子。出版部门在审查时搬出了相关法律和法规说，公开出版物中的图片不能露出阴部。于是韩寒赶紧把图片进行处理，用一个特别大的LOGO挡住了男人的私处。本来大家以为这样就可以平安无事了，哪知道这一挡竟挡出了更大的罪名，“后来这些出版社的审查人员就告诉我说，这个不可以，你把这个人的中间这个地方挡住了，你这个是在暗喻‘挡中央’！”我猜想，看到这段文字时，没有人不会莞尔一笑，而另一些有思想的人在笑过之后，心中涌起的则是无尽的苦涩。因此，我相信读者们也会认同韩寒的紧接着说的这句话：“把你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想象力用在文艺创作上，不是用在文艺审查上那该有多好！”

当然，必须注意到，韩寒演讲中所讽刺的是出版社的审查人员，而不是相关执法部门的职员。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我想，这至少说明了某些人的思想意识受“文革”的影响之深，即使社会风气已经相对宽松，相关部门对某些文章或者图片毫无意见，但作为出版方都会有意识地自查自纠，主动将那些可能引起联想的部分删除掉。其实，用一张树叶或纱布以及其它一些图案遮住人体私处的摄影及绘画作品，古今中外比比皆是，但从来没听说有人会因此而产生“反动”的联想，在时代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由一张树叶想象到“挡中央”，的确堪称“惊天地泣鬼神”。

王家新并不在乎这些或明或暗的风险，他已经无法摆脱文学的诱引。在油清水淡的物质生活之外，他疯狂地寻找精神食粮。因为无书可读，他把当时能够找到的鲁迅杂文都背诵下来，甚至把家中糊顶棚的旧报纸都拆下来读了。

在回答张伟栋的提问时，王家新谈到了读初中时的阅读情况——

上初中时，我各门功课都很好，对数学、物理也很着迷，但内心里总有一种被压抑的渴望，我那时把能找到的书全都“吞咽”了下去，有幸得到几本5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上面的一些诗，如普希金的《渔夫的故事》，我读得简直着了迷，还有臧克家的《青鸟》，读了也感到自己的喉咙像是被锁住了似的，“我的喉咙在痛苦的发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青鸟》的最后就是这一句诗）。更难忘的是在“黄阿姨”家里的经历。黄阿姨是县医院护士，上过省卫校，爱好文学，是个典型的“小资”，我母亲早年曾许配给她哥哥，后来两家解除婚约，但关系依然很好。放暑假期间，我翻山越岭几十公里去她玩。在她家我居然发现保存完好的50年代、60年代的《萌芽》和《收获》杂志，我便一连几天一头埋在这些杂志中，尤其是《收获》上一部以50年代北大校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学春秋》，里面一帮大学生为中国作家一直未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深感耻辱的慷慨陈辞深深刺激了我，似乎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这一生该做什么了！黄阿姨和她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当医生的丈夫见我这样，深感惊异，便这样问我“你长大后是不是想当文学家啊？”我点了点头。他们对视了一下，接着很认真地对我说“当文学家可是要吃苦的啊”（黄阿姨的哥哥就是因为“言论问题”被划为右派，吃尽了苦头），我听后，同样又很认真地点了点头。一生就这样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