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第6/11页）

怎么办？一点办法也没有。

后来我想：“可能这样过去之后就到了香港。”其实我早就到了香港，我不知道而已。那天如果不是想到有朋友在等我，说不定我会一直等下去。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别人跳了过去，走了10多米，拐了一个弯，看到地铁。

那是我第一次坐地铁，我问别人到某某地怎么走？人家告诉我说你坐上地铁走就行了。后来到了目的地，等我的那个人吓坏了，不明白为什么我让他等了一天。我说我找不到香港在哪。

张枣不像某些作家，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创作经过、生活琐事甚至饮食习惯，吃喝拉撒都能变成一篇随笔；也很少见到记者去采访张枣。毕竟，作为诗人的张枣只是在圈子里享有崇高的名声，在普通读者心目中，他的影响不如海子、顾城等诗人深入。因此，除了以上这些内容，我们很少能了解到关于张枣出国后的生活和创作细节。

当然，也不能责怪读者和媒体的薄情，“影响”不如海子、顾城等，除了因为生性散淡，其作品不易理解也是一个原因。而媒体需要的是能够炒作的新闻点，这样一来，对张枣这样潜心写作的诗人的关注自然不会太多。

我读到的对张枣的生活最为详细的介绍，已经是在张枣去世后的第三天（2009年3月11日）的事情了。北岛在“今天论坛”上发表了短文《悲情往事》，文章忆及了20多年来与张枣的多次交往，并谈及了张枣在国外的生活情况：

1989年夏天我在柏林住了四个月，我专程去张枣就读的特里尔大学，他在那儿读博士。他非常孤独，我也是，我们同病相怜。《今天》在海外复刊不久，我请他担任诗歌编辑，他前后编了十几年，直到前几年才淡出。很多著名诗人和新手的诗作都是经过他发表在《今天》上，功不可没。

《今天》的另一位诗歌编辑是宋琳，住巴黎，而我先住丹麦，然后是荷兰，离得都不远。常常聚在一起。有一次，我们到特里尔附近一座由磨坊改建的别墅开编务会。德国女主人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在磨坊还见到一对教声乐的俄国夫妇，女的是歌唱家。晚上我们喝了很多红酒，大唱俄国民歌和革命歌曲，把他们夫妇吓了一跳。

后来张枣拿到博士，到图宾根大学任教，安家落户。1995年夏天，我陪父母和女儿从巴黎去图宾根找张枣玩。他待老人和孩子很好，张枣通过一张Isaac Stern拉的一组小提琴名曲的唱盘，成了我女儿的音乐启蒙老师。直到现在我女儿还保存着这张唱盘。

张枣德文英文都好，但一直不怎么适应国外生活的寂寞，要说这是诗人作家必过的关坎。比如，他从来不喜欢西餐，每回到他家做客都是湖南腊肉什么的，加上大把辣椒。我们也常去当地的中国餐馆。有一次，他甚至找朋友专程开车带我到卢森堡去吃晚饭，那有一家很不错的中餐馆。他烟抽得凶，喜欢喝啤酒，每天晚上都喝得半醉。

最后一次见面是2004年春天，我去柏林参加活动，然后带老婆去图宾根看他。他的状态不太好，丢了工作，外加感情危机。家里乱糟糟的，儿子对着音响设备踢足球。

自九十年代末起，张枣开始经常回国，每次回来通电话，他都显得过度亢奋。大约在2006年，他要做出抉择，是否加入“海归”的队伍，彻底搬回去。我们通过几次很长的电话。因为我深知他性格的弱点，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他。我说，你要回国，就意味着你将放弃诗歌。他完全同意，但他说他实在忍受不了国外的寂寞。

搬回北京后，我们还是通过几次电话，但发现可说的越来越少了，渐渐断了联系，有时能从朋友那儿得知他的行踪。去年12月，柏桦告诉我他得了肺癌，让我大吃一惊，马上给他发了电邮，他简短回复了，最后一句话是：“我会坚持的。”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据张枣的作品集以及其他材料说，张枣是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读博士，而北岛的文章则说是在特里尔大学，不知原因何在？此外，据《诗歌报》“86大展”上的作者简介，张枣去德国后是在威茨堡大学任教，但后来没有任何材料作证明。这些问题，姑且存疑。

从北岛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一个结论：张枣在国外过得并不顺心。这使我想起诗歌批评家张清华讲的一个故事。数年前，诗歌评论家张清华曾在德国遇到过寓居海外的诗人Y，当时Y应邀参加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艺术学院举行的一次关于诗歌的“新媒体展示会”活动。Y在活动中朗诵了自己的作品，朗诵完后，就向听众签售自己的诗集。张清华发现，尽管作为“朦胧诗”核心代表人物的Y当年在国内名声如雷贯耳，但在国外，却并没有获得像国内那样的追捧。那一天，他带去的一小摞诗集卖出不到十本。一个著名诗人在国外要依靠亲自兜售自己的诗集来过日子，其生活的困境已经令张清华惊讶。更令他惊讶的是，跟张清华一同出席此次活动的一个德国朋友，此前已经与Y认识，就在这一次活动中，也曾当场发表演说，向读者大力宣传Y的作品，应该算是朋友了。而就是这位朋友向Y买诗集时，Y好不犹豫地按原价收下了朋友递过来的20马克。起初张清华对Y的做法有些不习惯，但活动结束后举行酒会时，经过交流，张清华就释然了——Y告诉张清华，他在国外收入很一般，而且不固定，生活过得好不好常常需要碰运气，得到大学或者文化机构的邀请，就会获得一些报酬，否则仅靠诗歌，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

Y的经历，可能是旅居国外的华语诗人的缩影，近20年来，许多当年非常著名的诗人都出走他国，劳碌奔波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有的脱离了诗歌，比如江河、张真，人们已经很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更遑论诗歌；有的最终回到国内，在高校任教，比如宋琳、多多、张枣。当然，也有不少依然在国外坚持创作的，比如北岛、孟浪。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诗人，无论身在过内还是国外，只要能够坚持创作，就值得尊敬。据说，在国外，只要遇到需要自我简介的时候，张枣都会这样说：“我叫张枣，是一个诗人。”我想，这一方面源于对诗歌的热爱，另一方面也是源于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吧。

六

细心的读者读我近几年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会发现有一个次出现的频率特别高，那就是“诗坛”。“诗坛”这个词形象地勾勒出了当今中国一个众所周知的状况——诗歌界就像一个个坛子，有的大，有的小，有装酒的，有装油的，有装醋的，形形色色，林林种种，各有特点。各派同仁对“自己人”连吹带捧，推崇备至，对“外派人士”既贬又讽，种种可悲可笑之举人们已经见惯不怪，能保持缄默已算给足面子。于是“事件”、“论争”也此起彼伏，互相交融，互相温暖，互相碰撞，互相顷轧，热闹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