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第8/9页）

伟大的智慧　似乎并不遥远

我决定明天离开这座城市　远足荒原

把他的小书挟在腋下

我出门察看天色

通往后院的小路

已被白雪覆盖

诗歌的第一句，点出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在离大街只有一墙之隔的住所”。这样的环境，躁动而喧嚣，大街上的各种声音不经过预约就会钻进耳膜。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一个外国诗人的诗，“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那是一个倾心于自然的外国诗人。

“起先我还听到来访者叩门/犹豫着开还是不开”。朋友的来访，使阅读者陷入了两难，开门，还是不开？如果开门，可以见到生活中的友人，不开，则可与一个远方的伟大灵魂相遇。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诗人选择了阅读，装作不在家，没有开门，于是“独自深入他的果园”。

在果园中，“我遇见那些久已疏远的声音”，这些“声音”，无疑是指弗洛斯特的诗句，“它们跳跃在树上　流动在水中”，与自然融为一体。“我”还从诗句中看见了诗人的形象，他“嚼着一根红草”，“得意洋洋地踱过去”，“一脚踩在锄头口上　鼻子被锄把击中”，这种形象平实、自然，与大地紧密相连，因而“让人着迷”，并且从中得到启发，感到“伟大的智慧似乎并不遥远”。

被诗人营造的氛围所吸引，我开始向往大自然，并且产生了“离开这座城市远足荒原”的冲动。可想而知，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沉浸于弗洛斯特的气场之中，思想被他所征服和左右。于是，“我”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地“把他的小书挟在腋下/我出门察看天色”。这两句，把关注点从无边的联想中抽回现实，预示着对书本的阅读的结束，也预示了行动的开始。从画面来说，也比先前鲜活了许多，如果说前面是一幅宁静的雪夜读诗图，那么后面有了动感，成为雪夜寻人图，从静到动，只是一句话间的事。

然而天不作美，“通往后院的小路/已被白雪覆盖”，白雪掩盖了道路，“我”无法成行。诗歌表达了一种无法实现的期待，也托出了一份对先贤的向往。短短十余行，从现实世界进入幻想世界，最后又抽身而出，无论诗意与技巧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堪称大手笔。

八

我买过于坚的两本诗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于坚的诗》。前者是自费出版，用作者的话说：“乌鸦”通过邮局一只只地飞往全国各地。后者是于坚第一本公费出版的诗集，印数5000册，大中城市的新华书店基本有售。于坚的“处女诗集”《诗六十首》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89年，也是自费，据说单靠邮购，就卖出4000多册，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但当时我“熟悉”的诗人只有徐志摩、余光中和席慕容，对“第三代诗人”闻所未闻，自然无从邮购了。当我“熟悉”于坚而起邮购之心时，《诗六十首》早已售罄。一个成就卓著的诗人，从自费到公费，竟然经历了十一年的历程，诗歌在“诗之国”的地位如何，这一过程可供参考。

于坚的散文要走运得多，好像没有自费的记录。《棕皮手记》、《人间笔记》等散文随笔集为他在散文界找到了一张“虎皮交椅”。近几年于坚更是频频出书，俨然“诗文双栖”。200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一次性推出5大卷《于坚集》，每一卷都像砖头般厚重，也许是因为过于昂贵，也许是因为其他原因，我在书店斟酌良久，还是没有掏出钱包。

作为诗坛所谓的“民间立场”领军人物，90年代中期以后，于坚大有搬出“尚义街”的苗头，国内国际诗歌界的重大活动时常闪烁着他矮壮的身影，作品发表后也不难听到喝彩声。神秘人士百晓生在《诗坛英雄座次排行榜》中说于坚“时时有并吞中原之心，其手下豪杰遍布华夏，一日起事，当能一统河山”，绝非捕风捉影。

事实上，很多年前就有人称呼于坚为诗歌界的“云南王”了，虽然那位命名者有嘲讽的成分，但现在我们完全可以从正面理解它。既是“王”，那么体现在诗歌中，自然有王者风范，除了《尚义街六号》的平和与幽默，于坚80年代的《怒江》、《南高原》等诗歌就暗含着一种大气与霸气。

大怒江在帝国的月光边遁去

披着豹皮　黑暗之步避开了道路

它在高原上张望之后

选择了边地　外省　小国　和毒蝇

它从那些大河的旁边擦身而过

隔着高山　它听见它们在那儿被称为父亲

它远离那些隐喻　远离它们的深厚与辽阔

这条陌生的河流　在我们的诗歌之外

在水中　干着把石块打磨成沙粒的活计

在遥远的西部高原

它进入了土层或者树根

——《怒江》

这首短诗，简单、直接而意韵悠长，还有象形之美，与后来《0档案》、《飞行》的身架庞大而内容琐碎大异其趣，也与以海子等人为代表的另一种写作截然有别。只不过80年代中期只流行“pass北岛”而不大注重诗坛位置的高低，因而“第三代诗人”各种风格相安无事。1999年的“盘峰论争”使得中国诗歌出现了“分水岭”，一边是“知识分子写作”，一边是“民间立场”，两派诗人在这一浩浩荡荡的“运动”中各取所需，一改当年的“只破不立”为“既破（别人）且立（自己）”，直逼得另一批不甘寂寞的诗人冥思苦想出了个毫无创意的“第三条道路”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可见两种写作观念影响之深，两派人马隔阂之大。其实这又何必呢？诗歌不是小事，任何人都不可能包办一切，否则人类只需一个荷马或一个莎士比亚就已足够。我不大习惯于坚在这场论争中的表现，不是说他的发言和后来的文章没有道理，而是说以他的才能和在民间的影响，没有必要掺入此类有争议的活动，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发言。一个真正的诗人不会在乎流派和世俗地位，诗人小海在一封信里这样对我解释“领袖”：衣服的领子和袖子是最脏的。

我曾经在一篇题为《散漫者的“扎堆”情结》的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些热衷于命名的诗人具有浓重的“文学史情结”，不管他是否承认，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而在散文集《人间笔记》的后记里，于坚这样说：“我的写作是交代。……交代的结果，将是使我从某种文学史中退出。”似乎有不把文学史当回事的意思。而在我看来，于坚只是不在乎现存的、腐朽的文学史，他“从某种文学史中退出”，只是为了进入另一种文学史，仍然没有脱离“史”的情结。诚然，能在自己所满意的文学史里占有一席之地没什么不好，只是，诗人在写作时能否少想一些“文学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