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第9/10页)
这个女演员的评价让西川感慨万分,“谢谢她称我为‘疯子’,在中国国内,我可是一个被认作讲究智性和理性的‘知识分子’。我不想说外国人多么识货,我只期待着我的同胞的有价值的反应,但是没有。人们更经常地提到《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夕光中的蝙蝠》、《一个人老了》。《蝙蝠》还可以,但与《鹰的话语》没法比”。
窃以为,对于西川的意见,读者见仁见智即可,不必视而不见,也不宜奉为圭臬。在文学创作中,作者与读者、评论家见识的错位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正是这种错位,赋予了一个诗人更多的可阐释性,要是所有读者和评论家的见解都和作者一致,这个作者的作品也就不可能激起更多读者和批评家的兴趣了。因此,对待一个诗人,读者只能撷取自己能够接受和理解的那一部分,无法完全进入诗人的内心轨迹。毕竟,人的生活经验、学识、气质、对文学的理解是有差异的,不必、也不可能强求统一。
其实,正如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总或多或少地存在一种爱屋及乌的心理,作者本人对自己的作品虽然珍视,却不一定具有最高发言权,有时作者津津自得的作品,在大部分读者眼里却并不具备与作者的意见同等的价值。最终结果如何,还是由时间来评判吧。
不过,西川的性格里的确有感性的一面。1997年11月,西川在印度的一个小城里,走着走着,突然用中文高唱《三百六十五里路》,“把周围的印度人全给搞糊涂了!”
八
每一个成熟的诗人都拥有一套自己的制胜武器,这一武器的存在,使“这一个”与“另一个”有了区别。西川早期诗歌的武器之一是对仗:有时是上句与下句的对仗,有时是段与段之间的对仗。“看山的人风化在山中/看海的人漂浮在海上”(《世纪》);“在目光和谈吐之间/在黄瓜和茶叶之间/像烟上升,像水下降”(《一个人老了》)。这种技巧的运用不仅在字面上覆盖了一层吸附力,也使诗歌增添了浓郁的书卷气。
然而,西川的缺点也正好并存于优点之中。当读到《我和你、我和他、我和我》、《我看见,我听见》时,我产生了淡淡的失望:一个诗人是多么容易被习惯所牵绊!在这两首洋洋数十行的诗歌中,几乎每隔几句都会出现对仗,令人忍不住怀疑:如果没有对仗,这些字句还能写到第几行?
当然,这些作品只出现于西川创作中的某一阶段,而且数量并不大。对于一个素质全面的诗人而言,上述“破绽”是白璧微瑕,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有哪一个诗人的每一句作品都经得起推敲呢?相对于很多诗人,西川已经很完美了,大多数后来者只能生活在他的光环下。我把上面这个“缺口”当作西川故意留给更年轻的写作者的一个鼓励,让他们不至于因为前辈的辉煌而裹足不前。
从西川的创作状况看来,他还有高峰可攀,即使是人们已经认为他达到了某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西川本身也还有探索的后劲。从20世纪80年代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体验》到90年代的《致敬》、《近景和远景》、《厄运》、《鹰的话语》,到21世纪的《游历与虚构》、《游荡与闲谈》,从简单到繁复,从单纯到综合,从诗到“非诗”,诗人的形象日趋丰满,文体的界限逐渐模糊。有福的是读者,他们从中得到了更丰富的感受。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诗人,能够由简而繁并能“双赢”者屈指可数,西川是其中之一。创造力如此旺盛,谁能料到下一步他会给人什么样的惊喜?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川具有的不仅仅是文学才华,他还有同代诗人少见的刻苦和自觉。诗人刘立云在一封信中认为,中国的诗歌走到今天,大家都在努力,但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要命的是,现在许多人都想当大师,甚至直接认为自己就是大师,但却看不到他怎么努力去做大师。而在这方面,西川做得比较好。
对刘立云的观点,我深有同感。
九
我和西川见过两面,最近一次是2008年4月下旬在北京,我们一起参加一个诗歌研讨会。由于与会者很多,两人仅仅寒暄了几句。除了得到西川赠送的新著《个人好恶》及他与唐晓渡主编的《当代国际诗坛》第一辑,以及喝酒时友好地碰杯,没有多少值得记录的内容。
令人怀念的是第一次见面。
那是2004年11月,西川带着中央美术学院的8个画家到桂林写生。作为领队,西川一下火车就撇下同伴,跑出来和我喝酒。我约上还在桂林读研究生班的诗人甘谷列及几位诗歌爱好者,到在漓江中心的一个小岛上吃鱼。小岛面临漓江民族风情园,背靠伏波山和叠彩山,安宁静谧,风景优美,竹林间掩映鱼餐馆数家,这一秘密只有好吃的“老桂林”知道。在这样的地方饮酒品茗,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多年以来,我在这里接待过大量文学界的朋友,其中诗人有浙江的梁晓明、海南的卢炜等。
饭后,一行人乘车赶往桂湖边的一家茶馆,聊到半夜12点。西川口若悬河,十分健谈。当然,大部分是在回答桂林诗人的提问。对于他的成名作《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多年来我一直心存疑问,我在很多地方读过该诗,发现其中一句话有两种版本:“射出光束穿透我的心”和“射出光来穿透我的心”,一个是“束”,一个是“来”,应该有一个字是印刷厂工人拣字错误,而出版社又没有校对出来,这两个字放到诗里都能说得通。我问西川哪一种版本正确,西川想了想,摇头说:“我忘记了。”
说到时下某个著名诗人,西川的语气有些不屑:“我看他写了哪首诗就知道他最近在读什么书!”对于另一个更著名的诗人,西川则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玩的故事。他说,这个似乎鄙视任何官方荣誉的诗人,实际上什么都想要,有一次西川去某国一家文化杂志的编辑部,竟然无意中看到了那个诗人主动寄去的一大堆作品集以及信件,其中一封信还是西川代为翻译的!
十余年来,像西川这样跟团队来桂林旅游,到达目的地后就悄悄溜出来喝酒的诗人还有很多。2008年14日,四川都江堰诗人王富祥和文佳君以及一批同事来桂林,安顿好行李后就脱离大部队,溜出来和我们喝酒。第二天,原《诗歌报》编辑、现在安徽某县挂职副县长的诗人蓝角带队到来,也如法炮制,在一个细雨黄昏打车赶到餐馆。我遂将文佳君夫妇再约出来,拉上几个桂林诗人一起海饮。当时蓝角肠胃不大好,但逢酒必干。席间得蓝角赠送一包苏烟,据说价格比广西流行的中华烟还昂贵。我平时基本上不沾香烟,但有时候出去应酬,有人将整包烟塞过来,我也会虚情假意地厚着脸皮收下,带回家里在书架上放着,待集够三五包时就趁回老家之机转送给老父亲。父亲看到价值几十元一包的好烟,通常会皱起眉头说:买那么好的烟干什么?一包等于我一条烟的钱了!我说,别人送的,不要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