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俗人生(第8/11页)
除了这块领地,他还完全“拥有”这块领地的臣民。他在这个时期撰写的《内克尔夫人的沙龙》一书证明,从那时起,他就已经“通过正当的合法权利”拥有科佩。他也可以“通过正当的出身权利”拥有科佩。这并不是德·奥松维尔先生撰写的最佳作品。当时,德·奥松维尔先生的父亲168仍然健在,而《内克尔夫人的沙龙》的作者还是德·奥松维尔“子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天才尚未“显山露水”,缺乏崭露头角的机会。他还不能娴熟地把握自己的风格,对句式的运用犹豫不决而且信马由缰,有点漫不经心的感觉。过不多久,他就完全掌握了这种更加紧凑、卓有成效的方法,他因此成为法兰西学院最机智、最完美的演说家,最尖锐辛辣的历史学家。然而,即便如此,他的著作读起来也非常令人享受。让人感觉到科佩的未来产业已经“非他莫属”。据说,有一天,我们贵族中深孚众望的某个人物邀请一位外国客人参观他的城堡,来访者对他说:“太不可思议了,您的这些小玩意儿真可爱。”城堡的主人不乐意了,他忿忿不平而又振振有词地回答说:“小玩意儿!小玩意儿!对您来说,它们是小玩意儿!对我来说,它们是传家宝。”同样,这位走马观花地参观科佩的外国客人只看见曾经属于德·斯达尔夫人的一件家具,而德·奥松维尔先生却认出他祖母的安乐椅。在金秋的一个懒洋洋的白天来到科佩是一件赏心乐事,仍然湛蓝的湖泊上的葡萄树泛出金黄,略带寒意的这幢十八世纪宅邸的所有一切都是栩栩如生的历史,居住在这里的后裔们既有“品位”,又懂生活。
这是一座已经成为历史文物的教堂,弥撒照旧在这里举行。德·夏特勒公爵夫人居住着德·斯达尔夫人的房间,德·贝阿恩伯爵夫人居住着雷卡米埃夫人的房间,德·塔朗莱夫人居住着德·卢森堡夫人,德·布罗格列王妃居住着德·布罗格列公爵夫人的房间。他们仍旧像故人那样交谈、唱歌、欢笑、坐汽车外出兜风、吃夜宵、阅读,却又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并不热衷于模仿先辈,生活还在继续。然而,生活不知不觉地在为此设置的各种物品中延续,从“那个时代人物”的装束打扮,古色古香的摆设中“再现原貌”的“老巴黎”恰到好处地散发出更加浓郁、更加沁人心脾的往日馨香。过去与现在擦肩而过。德·斯达尔夫人的图书馆里,有着德·奥松维尔先生最喜爱的书籍。
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些人之外,经常出现在科佩的还有德·奥松维尔夫妇最亲密的几位好友,他们的子女勒马鲁瓦伯爵夫妇、德·马耶伯爵夫人、德·博纳瓦尔伯爵夫妇,他们的连襟和堂兄弟阿尔库、菲兹—雅姆和布里格利。某一天,德·博沃王妃和德·布里耶伯爵夫人从洛桑来到这里,同行的有德·普塔莱斯伯爵夫人和德·塔莱朗伯爵夫人。德·夏特勒公爵时常来这里逗留。来自安费恩的德·布朗科旺王妃、马蒂厄·德·诺阿耶伯爵夫人、德·卡拉芒—希梅王妃、德·波利尼亚克王妃。来自蒙特勒的德·贡图夫人;来自普雷尼的阿道夫·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夫人。出身塞居尔家族的德·盖尔纳伯爵夫人在这里的几次表演深受欢迎。格雷福勒伯爵夫人前往卢塞恩时也在这里停留。
然而,德·奥松维尔夫妇的社交魅力犹如取自源头的甘洌泉水,在巴黎十分有用。大家都在那里欣赏到德·奥松维尔伯爵夫人异想天开的无与伦比穿戴,高傲而温柔的美丽头颅高高昂起,头戴冠冕或“羽冠”,棕褐色的眼睛聪慧慈祥。每个人都欣赏她迎接客人时仪态万方的礼节,十分殷切而又非常含蓄,全身前倾以示亲热却又不失尊贵,然后再用一个令许多人沮丧的协调体操动作将对方甩在身后,将这人远远地打发到他原本该去的地方。这种“保持距离”的方式与德·奥松维尔先生如出一辙,而且被称为款待男士的自然“习惯”(就这个词十七世纪沿袭拉丁文的意义而言)。由于德·奥松维尔夫人的知交范围十分有限,况且她又是如此的简单率真,许多人只知道她的这种王家风范的待人接物方式,只能以此推测她身上的美妙智慧和心灵。德·奥松维尔先生显然是大名远扬的人物。他是各种文学沙龙的点缀,他的殷切让那些被引荐给他的人信以为真,让他们相信有可能与他进一步交往,这些人往往不习惯准确地诠释巴尔扎克的所谓“礼仪宝典”。由此产生了许多滑稽可笑的失望沮丧。况且人们还会大错特错地认为,德·奥松维尔先生从来不受社会等级偏见的约束。“告诉您说吧,在这个社交圈里,我属于一个绝对不在乎个人价值的小团体。”加斯东·德·卡亚韦和罗贝尔·德·弗莱尔169的惊人之作《大力神的丰功伟绩》170中的人物之一就是这样说的,在这出最脍炙人口的轻歌剧中,有着一些伟大喜剧的精彩场面。德·奥松维尔先生在社交圈和上流社会都不属于这个团体。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恰恰就是个人价值。在圣多米尼克街的沙龙中,雷米尔蒙女修道院长171,她的肖像就悬挂在高墙上,曾经看见过各种类型、各个派系的成功人士川流不息,其中的许多人无须任何贵族家世证明就能进入他的贵族领地。在所有的“保守派”当中,德·奥松维尔先生是最真诚、最勇敢的“自由派”。我将援引他加入法兰西祖国同盟172时对他的那次不太引人注目的采访,他在采访中从自己的角度解释了应该如何协调对祖国的爱与对正义的尊重;以及他最近关于保尔·布尔热的《阶段》173的那些信札。在反对迫害方面,没有人比他更为胜任,而如今的受害者是天主教徒。早在“反对教权主义”泛滥之前,他就同阿纳托尔·勒鲁瓦—博里厄先生一起痛斥所有其他形式的宗派思想,无论是由此引起的后果还是在此之前的预兆。
他的威望使他当之无愧地被推选为顾问去仲裁许多文学争议和形式上的弊病,后者被勒南称为Morbus litterarius(咬文嚼字)。他的一丝不苟让他成为有人听信、有远见卓识、和蔼可亲、有点吹毛求疵、也许还有点危言耸听的医生。他的见解有时会因为唯恐变成阿谀奉承而显得悲观,不足之处在于这些见解有可能让天才感到气馁。然而,这种情形终究是十分罕见的。相反,当他施展自己的才华用以解乏的时候,人们有时会用其他人的才华来告诫和引导他。然而,在其他的时候,人们更乐意看见他在这种文学法官的身份之上再增添一种政治法官的身份。他的宽容广博的思想,他的大慈大悲的心灵会让他成为好国王或公正开明的王子的模范朝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