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俗人生（第7/11页）

从远处窥视自己猎物的一只金色大鸟162。

王子以恰到好处而又和蔼可亲的周全礼数接待他的所有来宾，两位无与伦比的少妇走了进来，他的脸上（那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精美的面容）洋溢着慈父般的喜悦和温情，在这里我们只想提一下她们的芳名，详情留待日后赘述，马蒂厄·德·诺阿耶伯爵夫人和亚历山大·德·卡拉芒—希梅王妃163，她们与生俱来的卓越才华已经让王子惊为天人。这两个名字意味着文学荣耀与绝色美貌并举的双重权威，如今已经成为每个有思想的人仰慕的巅峰。多么美妙的时辰！充沛的阳光照亮了克洛德·莫奈的《荷兰哈勒姆附近的郁金香花圃》，据我所知，那是他最美的画作。王子在结婚之前的一次拍卖中曾经觊觎这幅画。他曾经说：“太气人了！一个美国女人竟然从我手中将这幅画夺走了，我诅咒讨厌这个名字。几年之后，我要娶那个美国女人为妻，这样一来，我就能重新占有这幅画了！”这些美妙的时辰，这些风雅和艺术的盛会终将重现。届时出席的宾客不会有任何改变。拉罗什富科、吕伊纳、利涅、克鲁伊、波利尼亚克、马伊—内尔、诺阿耶、奥利昂松家族会让德·波利尼亚克王妃置身于挚爱之中，王子的死丝毫没有改变这份挚爱，可以说，她给王子带来的美好年华反而又为这样的挚爱增添了一层深深的感激，她非常理解王子，在他生前对他一往情深，在他死后对他虔诚恭敬，正是她实现了王子的艺术梦想。从前欢快的家庭舞会中使用的同样音乐也许还会重新在大厅中回荡，然而，这些音乐与人们听惯了的巴赫的奏鸣曲或贝多芬的四重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王妃会敦促埃德华·德·拉罗什富科伯爵的几位朋友去跳沙龙舞，好让她的孙侄们也参加到跳舞的行列，科唐贝尔街的大厅对这些舞客非常熟悉，从维尔德—德利尔先生到贝尔特朗·德·阿拉蒙伯爵和德·阿尔比费拉侯爵（人们不久就再也不能称他为舞客了，因为他在准备撰写他的土耳其行记的其中一卷，整理第一帝国的一位著名元帅未曾发表过的令人惊心动魄的回忆录，只有梯也尔先生见识过这些回忆录，他在撰写《执政府与帝国》时不失时机地利用过其中的资料）。然而，致力于艺术和快乐，或严肃或琐碎的这些难忘时光即使能够美妙无比地重新再现，某种不可取代的东西也会改变。我们再也看不见思想家、艺术家、精神上美轮美奂、多情而又善良的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亲王了。当然，他是“一个好王子”，正如赫瑞修所说的那样。我们也像赫瑞修那样，对如此喜爱天使的歌，听着这些歌声永远安睡的已故王子再说一遍：“晚安，好王子，让成群的天使唱着歌伴随你安睡。”

德·奥松维尔伯爵夫人的沙龙164

出于事业的需要，反对派的报刊上逐渐浮现出一张“教权主义者”勒南的面孔（而且比政府描绘的那个“反教权主义者”勒南更加逼真），从此之后，勒南的“语录”不胫而走。我的同行博米埃先生165的那篇可爱喜人的《雕塑的答复》——初看之下，好像纯属知识领域，然而，在这篇文章中，那个明显的思想抄袭者却懂得如何运用阿里雅娜的精巧机关，在勒南作品的迷宫中放设一条难以察觉的导线——这部举足轻重的作品创立了一个学派——却又始终算不上大师之作。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大量阅读（或大量浏览）《童年与青年时代的回忆》《戏剧集》《哲学对话》《散记》。既然勒南的一句话如今被习惯性地用来为“巴黎报刊头条”加冕，那么，请原谅我用勒南的一句话作为“社交界闲谈”的开头。在“巴黎政治报刊头条”与“社交界”这两者之间，勒南会觉得其中最轻佻浅薄的也许还不是社交界。

勒南在正式加入法兰西学院的入院演说中指出：“当一个民族能够让我们用自己的肤浅制造出……比我们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更加高尚的显贵，比那些向我们的哲学微笑的女人更加妩媚可爱的女人……比我们父辈的社会更加惬意、更加崇高的社会之时，我们就会心悦诚服。”

勒南的这种观念并非空穴来风（古往今来，又有哪种观点会是空穴来风？）。在同一个演说中，在《哲学戏剧》和《精神与伦理改革》中，他指出，德国必须历经艰辛才能产生像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法国社会那样的社会，“像一七八九年法国王朝时期的绅士那样的绅士，”由此可见，他再次回到了这种观点上。他后来甚至回过头来反驳这种观点，这是他偏爱的回顾一种观点的方式之一。然而，如此这般的种种观点在我们看来却有点独特罕见。可爱迷人的举止风度，礼貌与优雅，甚至思想，这一切是否确实具有一种绝对价值，值得思想家去权衡考虑呢？如今，人们对此很难相信。这样的观点对勒南的读者逐渐失去了它们仍能呈现给读者的少许意义。

然而，勒南的某个青年读者也许会对我们说：这些人身上是否还存在着精神与伦理的高贵遗传？这种遗传最终造就了肉体，将书本上的和没有生命的这种“生理上的高贵”引进这个肉体。我们是否能够暂时以“幸存者”的名义（人们也许尚且年轻，没有长期的生活经历却还活着，甚至终其一生都没有生活经历却只是生活过）探讨这种文明的两种范式？勒南断言，这种十分精深的文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为一七八九年前的旧王朝提供依据，让他喜爱法国的轻松甚于德国的博学。难道我们没有看见这些人的高贵身架就是一尊天然高贵的雕像，而他们死后的雕塑就躺在小教堂深处他们的坟墓上？这个读者又补充道：“当然，我希望这两种才识之士能够体验今天的生活，即使他们不能引领今天的生活，进而为今天的生活传递些许往日生活的美雅。”我会这样回答这个年轻人：“那就请人给您引荐德·奥松维尔伯爵夫妇。”如果我打算在最理想的环境中进行这种体验，我会尽量把引荐的地点放在科佩166那幢浸透着往日时光的宅邸，德·奥松维尔夫妇只是这种往日时光的延续、鲜花和果实。

我不想为了我不明真相的一则趣闻轶事而站在他的同党一边，去伤害在思想和言行方面都极具天赋的饶勒斯先生。然而，应该对此感到不满的究竟是谁？一天，这位令人敬佩的演说家在一位收藏名画的贵妇家参加晚宴，他在华托的一幅画前赞叹不已，可她却说：“大人，如果您掌权的话，这一切就会从我这里被没收。”（她是指共产主义掌权）然而，这位新世界的救世主却用这些不可思议的话安慰她：“女人167，不要为此担忧，因为这些东西还会归您保管；其实，您比我们更熟悉、更喜爱这些名画，您会更加精心地保管它们，所以，这些名画最好还是由您保管。”以此类推，我可以想象任何东西应该归属于喜爱和熟悉它们的人，饶勒斯先生会在一个集体主义的欧洲把科佩“留给”德·奥松维尔先生“保管”，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喜爱、更熟悉这个地方。德·奥松维尔小姐甚至在她逝世之前就将科佩拱手相让，因此可以说，科佩已经归属德·奥松维尔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