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胡适给傅斯年的一封私信收尾——记民治与独裁的论战（第10/11页）

现代的独裁政治可就大不同了。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然而在20世纪里，那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阿斗会鼓噪造反的。所以现代的专制魔王想出一个好法子来，叫一小部分的阿斗来挂一个专政的招牌，他们却在那招牌之下来独裁。俄国的二百万共产党、意大利的四百万法西斯党，即是那长期专政的工具。这样的政治与民主政治大不同之点，在于过度利用那班专政阿斗的“权力欲”，在于用种种“骗人的利器”哄得那班平日“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阿斗人人自以为是专政的主人：不但“逢时逢节”去做画诺投票的事；并且天天以“干部”自居，天天血脉贲张地拥护独裁、压迫异己、诛夷反动。

换句话说：民治国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时逢节他们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o”。独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然而他们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所以民主国家的阿斗易学，而独裁国家的阿斗难为。民主国家有失政时，还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简单，只消把“诺”字改做“No”字就行了。独裁国家的阿斗无权可以说一个“No”字，所以丁在君先生也只能焚香告天，盼望那个独裁的首领要全知全德，“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万一不如此，就糟糕了。

在君先生难道闭了眼睛，不看见独裁国家的“靠政治吃饭的人”也充分利用的“骗人的利器——宣传”吗？他难道不知道在俄意德三国里这种利器的利用比在英、在美、在法更厉害得多多吗？所不同的是：“在西欧选举权普遍的国家”，宣传的法螺吹过之后，那些“出党费、开报馆、办无线电广播的人”终无法叫那绝大多数的阿斗不画一个“No”字。而在独裁国家里，就不容易制造出一个“No”字来。同是“骗人的利器”，其效用不同，如此而已。

独裁政治之难学，不光是“独裁的首领”难得，也不单是专门人才难得，还有那二百万或四百万的“专政阿斗”最不易得。凡独裁政制之下，往往有许多残暴不合理的行为，并非是因为那独裁首领要如此做，只是因为（如丁在君先生说的）“多数人对于政治根本没有兴趣”，你要他们丢了棒球新闻来做你的棒喝团、抛了侦探小说来做你的冲锋队，你就不能太摆上等人的臭架子，东也有所不为、西也有所不为。你只好充分利用他们的劣根性，给他们糖吃、给他们血喝，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地替你喊万岁、替你铲除反动、替你拥护独裁。独裁政治的成绩的大小，和独裁政制之下民众与国家受的福利或祸害，往往系于这二百万或四百万的“专政阿斗”的程度与经验。这是一个国家的生死关头。学者立言，为国家谋福、为生民立命，在这种紧要关头，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岂可以用“实行独裁政治所需要的条件或者不至于如此的苛刻”一类的模棱论调轻轻放过吗？

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钱端升先生说：“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丁在君先生也说：“大家要打倒的是改头换面的旧式的专制。”我可以断断地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绝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他们的专政是假的”

1935年1月20日，丁文江写《再论民治与独裁》（《大公报》星期论文），他解释说：“国家的危机任何人都可以了解，不用我引申的。我要说的是我们实际的政治。胡适之先生说：‘国家的生死关头……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胡适之先生忘记了今日中国政治的实际了。‘猱’也罢、‘三岁孩子’也罢，木已经升了、火已经放了，我们教不教是毫无关系的。我们的责任是使这种火少烧几间有用的建筑，多烧几间腐朽的庙堂。尤其是如何利用这把火，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胡适之先生说，‘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绝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这话也错了。中国今日的政治原来是‘旧式专制’。胡适之先生难道忘记了他自己《论汪蒋通电所得的自由》那篇文章吗？他所列举的事实哪一件不是可以证明‘旧式专制’的存在？在这种状况之下，单主张民主政治，反对独裁，能够发生任何的影响吗？若是国家没有外患的压迫，我们可以主张革命，可以主张——如吴景超先生所说的——用教育的方式和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路。现在这两种方法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是缓不济急的。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中国式的专制原来是不彻底的。所以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独裁的利益。九一八事变刚发生的时候，有一位反对国民党的朋友对我说：‘蒋介石一定和日本人妥协，国民党一定要卖国了！’我回答他道：‘我希望你这话是真的，但是我恐怕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二十年（1931）11月胡适之先生写了一封长信给宋子文先生，主张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诉他道：‘我是赞成你的主张的，可是国民党的首领就是赞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为他们的专政是假的。’这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关于丁文江这段话，二十一年后（1956年），胡适写了《丁文江的传记》。曾有感慨如下：

这一段是很伤心的话。在君在这里很感慨的指责国民党的专政是“假的”，是旧式的专制，而不是他所梦想的“新式的独裁”。他“新式的独裁”的第一个条件是“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九一八事变之后，政府的首领不敢及早交涉，也不能及早交涉，就是不能“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就是够不上“新式的独裁”的第一个条件。

“你们那时自己忏悔误国之罪，已无及了！”

从上面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最后丁文江也觉悟到国民党的“专政是假的”，觉悟到蒋介石他们还不配搞“新式的独裁”，“所以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新式﹞独裁的利益。”虽然如此，在胡适眼中，在举国滔滔为蒋介石铺独裁之路的时候，那些受过完美的英美教育、“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熏陶”的人，竟也纷纷宣言非行独裁制度不可，则是一种“教猱升木”的不可原谅的错误。因此，他不得不站出来，大力阻止这种反民主的、赶时髦的浪潮。当然，在这种力挽狂澜的过程中，胡适的心事是颇为怆然的。现在，我发表一封在我手中的从没发表过的信，是胡适1934年12月20日写给傅斯年的，以证实他的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