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第18/20页）

1955年以后，监牢慢慢冷淡了，坐牢的人一天比一天减少，大概因为毛人凤先生得了癌症，再也狠不起来了。留在牢里的长客，除了黄氏姐妹，还有新一军军长李鸿、师长陈鸣人等四人，他们也是吃了孙立人的亏。

坐牢最刺耳的声音，要算开关牢门开铁锁和上铁锁的声音，咯——嗒——一声震人心弦。1956年春节那天，和李剑飞、陈鸣人、彭克立、王功鎏几位吃完牢房里的午饭，离开牢房，搬到牢房以外的一间小房，不再锁门，才不再听铁锁锁门的声音。他们让我搬出牢房，我想是避免我向大家宣扬毛人凤局长的“清白家风”吧？

大禹惜寸阴，因为光阴一纵即逝，永不复返。可是坐牢，时间不值一文钱，几年来大好时光白白过去。所以，从1955年开始撰写八年抗战，亲身经历的一切。心情好，每天可写五六千字；心情不好，五六天也写不出一个字，这样可以减少度日如年的孤寂生活。半年以后，写好十几万字，黄氏姐妹看后，以为不差，鼓励我继续写下去。王功鎏兄也以为有意思，最好写成一部书。

搬出牢房以后，心情好得多，一共写了三十几万字，送给周念行先生看。周先生在江山人中，是一位读书人。他看过以后，指出几点应该修正的地方，建议定名《关山烟尘记》。稿子送回来，附来一封信：

“……大作我已浏览一过。我曾有好几次一边读、一边淌泪。所以，我深深地觉得这部书在我们工作的写实方面，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不仅可以为训练同志的补充材料，甚至可以鼓励同志发出热烈无比的奋斗精神，从事于赴汤蹈火冒险犯难的艰巨工作。我看过同志的工作纪实也不少，但能够像这部书的感动人，确未曾有。家才先生！团体的事业是千古的，这部书的流传千古，更不容疑，不胜祝贺之至。”

我不敢相信，我会写一部书。但是周先生给我很大的鼓励，不能不把原稿加以修改、誊正。周先生主张先在《健行月刊》发表，将来再进行印书，终于在十年后，1966年《关山烟尘记》正式问世。

毛死我活恢复自由

1956年春天，我已经迁出牢房，梓宇弟第二次来看我，劝我写一张悔过书。

“是毛先生的意思吗？”我问。

“不是，”梓宇说，“是我们商量的结果，有一张悔过书，第六处就好签办，也许问题就能解决。”

“毫无用处。”我说，“我应该出牢，不写悔过书，也可以出去；要是出不去，写张悔过书，也没有用。况且，我根本无过，有什么可悔？我宁愿死在牢里，也不会给他们写悔过书的。”

周端甫兄做第六处处长，可能是他们想出来的办法。这是一个很欠考虑、饮鸩止渴的办法，并不高明。梓宇弟走后，牢友们纷纷责备我固执，只要恢复自由，写张悔过书，又有什么关系。他们不知道，我就是为了主张公道、维持正义，才坐了牢。现在国破家亡、妻离子散，自由不自由在我已不重要。为保持我的人格，保持我一向做人的态度，绝不向邪恶低头。他们可以杀死我，但是他们却无法屈辱我的人格、动摇我的意志。

过了不久，隐隐约约听说毛人凤先生到美国挨刀去了。又过不久，听说毛人凤先生死了。他干了九年保密局局长，我坐了九年牢，现在他死了，有人给我道贺，以为我可以自由了。其实言之过早，毛人凤先生虽然死了，副局长潘其武还没有死。毛、潘对我有同样作用，我不做非分之想，出牢不出牢，在我已无所谓了。

1957年张炳华（炎元）先生做了局长，我应该自由了，可是他并不采取行动，一直拖延了将近三个月。听说郑介民先生一再催促，才把我释放。

开牢的为打发我这个囚犯出牢，所长姜达绪和全体看守请我吃了一餐饭，算是送行。各牢房的难友们也要为我送行，分别到各牢房吃了一餐饭，也向坐过多年的牢房告别。这次出牢，气派十足，得未曾有。

1957年4月21日下午，第六处处长周端甫兄亲自来桃园，接我出牢。我的行装已非昔比，因为我已拥有一部二十五史。我和每一间牢房的牢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后，才走出桃园监牢。从1950年来这里，将近七年了。

监牢外面停着一辆旅行车，梓宇弟坐在车上等候着。当四只噙满眼泪的眼睛接触在一起，真是感慨万千，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

李培楠弟在永和镇有一栋小洋房，作为我的临时住所。许多同乡同志聚集在这里等候着我，显得格外热闹。武官富在小南门有间理发店，请一位理发师来，给我理了发。从不自由的境界突然自由，在意念上、在行动上，都有些不习惯，不知所措。

我坐了九年牢，没有流过眼泪，以为已经枯竭了。想不到，出牢以后，看见朋友们，眼泪直想往外流，怎样忍耐也控制不住，情感脆弱到一碰就会粉碎。刘培初兄住在安乐路，距离比较近，几乎每天见面。他对我出牢，极其高兴，陪我看朋友，参加宴会。出牢两个月，几乎每天有人请我吃饭，培初兄说：“你好像是新官上任，哪里像刚从牢里出来的。”

4月24日参加圆山太原五百万人八周年公祭，没有人淌眼泪，我却流泪了。我和梁化之兄相交不久，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他死得其所、死得其时，死难得壮烈、死难得从容，无与伦比，他将流芳万古。

4月26日情报局张炎元局长在芝山岩情报局大礼堂请我吃饭，由萧信如、刘培初、李仲琳、吴毅安诸兄作陪。信如兄听到我快出牢的消息，托绥远阎致远先生向仲琳兄探听正确的时间。所以，出牢的第二天，就在临沂街仲琳兄寓所见面，送我两千元新台币，那时的两千元，比现在的十万元也管用。席间张局长说：“大陆上的家恐怕无法联系了，赶快讨位太太，否则生活无法安定。”

27日吴安之兄约我在他家里吃饭，有白世维、傅有权几位北方朋友作陪。世维告诉我，我们被捕的同时，总统给郑介民先生一张条子：“据报，尔……”说介民先生贪污，是我们这个贪污集团的首领，要他申复。据报，据谁报呢？当然是毛人凤先生了。介民先生为申复总统的询问，7月3日飞往北平，搜集资料，托世维兄办理。所以，我们被捕后，介民先生不但无法营救，却成了泥菩萨落水，自身难保。

30日孔嘉在西门町玉楼东请吃饭，徐志道、尚渭父、张公度诸兄作陪。孔嘉是孔觉民的弟弟，二十六年（1937）春节在北平西郊看赛马，我们见过面，后来给徐志道兄办军需。来台后在峨眉街卖照相器材，是摄影专家。他告诉我，毛人凤先生把觉民充军到西康，所以没有出来，死活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