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第20/20页）
介民先生真不愧是一位政治家，对事情了解透彻，目光锐利远大，确非他人可比。我一出牢，他就顾虑到我将来的生活问题，他知道我是我们交城县选出的“国大代表”，那时“国大代表”待遇不好，很少人注意，而介民先生却非常注意，所以写张条子给安全局第三处处长刘瑞符兄，要我赶快办好“国民大会”代表的手续。
瑞符兄给我看过介民先生的手令，着手进行，才知道问题并不简单。原来1954年“内政部”有过公告，所有“国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必须向“内政部”民政司登记，过期不登记，一律注销资格。我没有登记，当然注销了。假如当时有人悄悄地给我办好手续，现在去报到，不用几分钟，就可以办妥。可是当时在毛人凤先生淫威之下，就没有一个人敢替我办理登记手续。
李仲琳兄请在“内政部”工作的天镇县“国大代表”俞泽生兄想办法，他请民政司王帮办、居科长帮忙，他们告诉泽先兄，只有一个办法，由情报局证明，1954年无法办理登记，才能生效。于是我请情报局出一张证明书，他们不愿意办。我很生气，难道毛人凤先生的阴魂还统治着情报局吗？我给张炎元局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是介民先生的意思，不是我要办。他的局长是靠介民先生的，也不买介民先生的账吗？第二天王有为转来他给我的一封信，他的意思，先派我到香港工作，回来先恢复军籍，再进行“国大代表”。
张炎元先生的智慧不会高过介民先生，他的见解也不比介民先生高明，但是他轻重倒置、固执偏见，不出证明，我又有什么办法？这是我去香港以前的事。1959年我急欲回来，不愿久留香港，就是为了“国大代表”问题，因为第三次会议很快就要召开了。
1959年夏天我回台北，张炎元局长并没有恢复我的军籍，证明书也拖着不办。介民先生比我还着急，在他逝世的那天早上，刚从日月潭晋谒总统回来，要张局长的电话，张不在，由办公厅主任王唯一兄接电话。介民先生说：“情报局必须给乔家才同志出一张证明书，好去办理‘国大代表’报到手续。因为第三次大会快开了，不能再拖，你赶快去办，这是我的意思。”
这一天夜里，介民先生心脏病突发，不治逝世。王唯一兄对于介民先生这样爱护同志，非常感动，不管张炎元先生愿意不愿意，遵照介民先生的遗命办理，第二天证明书就办好了。唯一兄并且把介民先生电话里说的话告诉我。
拿上证明书到“内政部”，问题又发生了。承办人告诉我，要是在三个月以前办，“内政部”做得了主，毫无问题，现在“内政部”负不了这种责任。因为第三次大会就要召开，有好几位1954年没有登记的候补代表，如建国中学校长贺一新、中央党部秘书续琅、“国防部”王武等，要求递补，“内政部”不准，大闹特闹，中央党部特为“国大代表”资格问题，成立了一个小组。所以，我的问题必须送中央党部。他们一再叮咛，千万不要同那些候补不上的代表混在一起，要单独解决，才有希望。
假如介民先生在世，中央党部这一关有他关照，丝毫不成问题。现在必须费很大的周折，李仲琳兄去找副秘书长郭外川先生，他了解我的真实情况以后，非常同情，满口答应帮忙。介民先生逝世后，叶翔之升任第二组主任，我和仲琳兄去找他。他也受过毛人凤先生的迫害，我想他应该帮忙的。
“假如唐乃建兄也和介民先生一样热心，中央党部这一关就容易通过了。你应当写一封信，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仲琳兄这样主张，我写好信，一同去中央党部投送。在大楼的楼梯口碰到叶翔之，他容光焕发，显露出春风得意的姿态，很高傲地对我说：“你的事情我问过了，不成！”
我没有开口，谁劳驾你去问？仲琳兄说：“华塘兄的问题和其他人的不同，怎么不成？”
过了几天，在永铭兄家里碰上谷凤翔先生，经永铭兄介绍，他说：“恭喜！你的问题，刚才“中常会”已经通过了。”这样顺利，真没有想到，当然是得力乃建、外川两位先生了。后来去看外川先生致谢，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介民先生对特赦复权很重视，要情报局办，他们推着不办。最后还是由刘瑞符兄由安全局办妥的。
1960年2月22日参谋总长彭孟缉给我一张（49）镜荣字第018号“国防部”特赦复权证书：
“查乔家才现年五十四岁，男性，山西交城县人，前因贪污等案件，经本部前保密局依法判决，处以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兹奉‘总统’‘四十八年’（1959年）11月27日机密乙字第11330号令，以该乔家才准予特赦复权等因，合依赦免法第七条之规定，由本部发给证明书，以资证明。”
坐牢九年，没有经过合法审判，我没有见过起诉书，也没有见过判决书。现在才知道“因贪污等案件”，我贪了什么污？天呀！“前保密局依法判决”，依什么法判决的，我一无所知。天乎！这就是国法吗？这就是革命的结果吗？这就是天理吗？这就是人道吗？这就是正义吗？呜呼！痛哉！国破家亡，生不如死。受尽侮辱的无期徒刑的罪犯啊！你有何面目见祖宗父母于地下？二十五年以后，胡天秋兄由香港寄来五言律一首：
书愤
如何忠义士？伪作重囚看。鬼蜮阴谋狠，贪谗正义捐。
冤深终不死，报应有循环。东厂生祠辱，于今足借观。
1975年7月1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