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阿尚博堡，拉密堡（第9/10页）

三点左右，船在另一座喀麦隆村庄停下。

我们一靠岸，人们便四散奔逃。小姑娘、小男孩像猎物一样逃命躲藏。先追回来的帮着接近其他孩子，不多时，全村人都被征服了。其中一些孩子很可爱，很快便吊在我们胳膊上，和我们百般亲热，简直是温情大发。可我们刚走近大船，他们赶紧道别，原来是心有余悸，怕被我们带走。

我们表示渴望更清楚地观看鳄鱼。他们便在“于泽斯号”船尾拖挂了一条独木舟，船上有两个村民。四点左右，船停在法属河岸。我们迅速下到独木舟上，渡过宽宽的沙里河，到达对面广阔的沙滩上。然而为时已晚，看不到鳄鱼了。我们便和阿杜姆及那两个撑船人钻进灌木丛。走了不到三百米，马克打死了一头白斑大母鹿。又前进一百米，面前出现一个巨大的洞穴，听那两个当地人的描述，我们以为里面住的是个食蚁兽178，可如今让位给另一个肥胖家伙了。隐约可见洞底那家伙的鼻尖。我站的位置看不见它，马克能看到，举枪瞄准，第一枪没放出去。一头疣猪，没错，就是疣猪，蹿出洞来，后面跟着两个大的和一窝小的。它们从我们腿边一溜而过。不明白怎么谁也没被撞倒。第二枪打倒了其中一头大的。阿杜姆笑得直不起腰来，原来一个艄公害怕了，想往后退，结果被一个树桩绊倒在地。虽然一头野猪也向我直冲过来，就差两米远，我却片刻也不曾想过会有危险。至少，我的意思是，显而易见，野猪想要逃跑而非进攻。不过，我以为会被撞倒，那家伙膘肥体壮，比马克刚打死的那头还大，但在最后一刻，它从旁边一跃而过。我们继续四处搜寻，兴奋异常，可只打到一只珠鸡。清晰地听到狮子的吼叫，当地人说这里狮子很多，这头可能就在附近。太阳已经落山，视线开始模糊，虽不甘心，却只能怀着万分遗憾回去。地面上动物的足迹和粪便多得难以置信。有一些看来是刚刚留下的，有疣猪的，有各类大小不一的羚羊的，也有猛兽和猴子的。不过，我们不想放弃那个战利品，刚才把它远远留在后面，由一人看守，负责驱赶鬣狗或豺。这只疣猪重得要命，两个艄公将猪蹄两两系住，用一根长长的树枝穿着，费了好大劲才抬到独木舟上。阿杜姆扛的那头母鹿，分量和他的体重差不多。而疣猪呢，肯定顶上一个贝罗179了。

乘独木舟返回，黑暗中渡河，船吃水很深，几乎贴着水面，摇摇晃晃，很不平稳。

十三日到达拉密堡。博尔之行历时十一天。

男仆随我们到丛林区以来，天天都有肉吃。乌特曼声称：“我们吃得好就幸福，因为吃好就不想了。”180我们问：“想什么呀？”他避而不谈自己，却说他的同伴：“阿杜姆吃不好，就想阿贝歇，想老娘。吃好时，就什么也不想。”

法国邮件到了，但没有信。

我从《笑》181里挑出附在一幅平庸漫画下的精彩题词：

“喂，小伙子，我早就对您说过：您要是不喝酒，就能成为下士了。”

“不错，上尉；可事实上，我喝了酒，就觉得自己是上校。”

丹迪基扑向一群蜉蝣182，抓了满满一把，狂咬大嚼。

我研究了丹迪基的伦理观和美学观，它特殊的移动、抵抗、自卫方式。每种动物都会找到“自己”的手段，否则，恐怕就没有一点得救的机会了。

拉密堡 二月十六日

昨天，阿杜姆在当地人的一座茅舍里安静地睡觉。两个白人来了：一个中士，一个下士。他们要找一个女的，认为有人把她藏起来了，或者不肯交给他们。阿杜姆开始没吭声，假装睡觉，但当他看到这些士官点燃稻草放火烧房时，他挺身而出。“这黑鬼管什么闲事？敢跟我们多嘴让你去坐大牢。”“是吗？”阿杜姆说，“放火的是你们，坐牢的却是我。”刚说到这儿，那中士揪住阿杜姆，狠狠抽了一鞭子，今天上午，他的后背上还留着那道斜斜的鞭痕。房子起火，招来很多人，其中有检察官太太扎拉和科佩的男仆阿尔发，他们恳求阿杜姆不要抗议。

我今晚获悉此事有了下文。一份长长的报告交给了科佩，市长在报告中强烈要求军方处分肇事者。

1923年订购了一批无线电收音机，为满足1924年一些部门的工作，但我们离开时订货还没到拉密堡，甚至连消息都没有……据解释，这些延误主要是由于各环节的错综复杂。政府订单先要集中到殖民部一个专门办公室，有专门的经办人负责和供货商洽谈。这些经办人从未来过殖民地，随意按照他们个人的判断修改订单，往往根本不考虑特殊的要求183。

拜访兽医佩科，待了很久。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告诉我在卡诺森林好几次放跑的红蝴蝶是一种异常稀有的品种，很多人想要。我好自责！我相信我见过（五六次）的红蝴蝶是两个品种，起码是两个不同的变种。个头不太大，颜色非常漂亮，偏深的铅红色。

我们两天后出发。

我们将乘坐瓦姆和纳纳河运公司的篷船到普斯，在那里征调八十名挑夫。

为了把行李分得更合理，也检查一下物资，马克打开所有箱子。结果发现，从布拉柴维尔带的那十二铁皮箱面粉（每箱十公斤），没有一箱没被包装箱子的钉子扎出洞的。这些白铁皮箱焊接得很严实，但象虫从那些窟窿进去了，而且一部分面粉也潮湿变质了184。

二月二十日 清早

我们乘三条篷船离开拉密堡。返航了。从现在起，每一天都离居韦维尔185越来越近。

附 录

我要感谢普瓦延-贝利勒热心为我提供下面的情况。

I

征服乍得以后，法国军人除了后勤部发的口粮，只能拿到四十到五十法郎月薪。这种措施一举多得：在转账十分困难的当时，免除了这一麻烦；迫使军人攒钱，他们要在回国时，到布拉柴维尔领取补发的整个乍得服役期间的军饷，但同时也迫使他们不按土著当地产品实际价值付钱。

一开始，这些产品的行市没有货币定价，甚至根本就没有定市价，也没带来多大不便。但自从买卖的收入变得很有把握，进口产品被投入乍得市场并且不再仅仅是首领才能购买这些外国产品，不公现象便开始了。即使在战前，法郎贬值前，土著被迫购买或自己想购买的进口产品的价格与强加给这同一个土著的农产品或自己制造的产品的价格之间就已经没有可比性了。不公于是产生。买便宜货是法国人最重视的生活习惯，正因为他们又有能力把这变成一条准则，便更加在意。自1918年进口产品不断涨价，直到1926年，没有人想过（或者即使想过也会把它当成不愉快的想法而赶走）付给土著的价格应该提高。十几年前，拉密堡地区当地产品的价格大约是这样：一头牛25到50法郎；羊1.50到2.50法郎；肉，零售每公斤0.20到0.25法郎；蛋，一个甚至两个，0.05法郎；鸡0.25到0.5法郎；黍每公斤0.05法郎；奶每升0.10法郎；花生油和黄油每升0.70法郎。那时，虽然生活费用明显对于欧洲人非常低，但不生产而必须在市场上购买必需品的土著的物质生活也还是容易的。上述比较仅限于当地产品。可是，法郎在贬值，不公也在增长。以最常见的进口商品为例。1925年末，一码粗布10法郎，而1918年顶多0.75法郎。其他进口产品的价格都以同样比例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