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第11/26页）

志摩先生待人，真是再温柔再诚心不过的。不论老小男女，谁都爱他的脾气。我性情原是很忧郁，很固执，他时常劝我学活泼一些。不论在口头或通讯中，他始终眷眷地叫我去了书呆子气，叫我举动不要太呆板，太刻画，要我多交际，衣服也不要穿得太随便，起码要成个样子。我答应是答应的，但从不曾照做。“江山好移，本性难改”，这话是真的。我虽想努力振作，结果还是懒得不成话，落拓得异常。虽是因为穷，大半还是因为自己太不要好，太不自爱，太不会修饰。我从不戴帽，头发长得像狗毛，不修面，也不刮胡子；而且不论季候地穿着一件长衫，一双从不擦油的皮鞋，走路一拖一拖，讲话一顿一顿，眉头老是跟谁斗气似的紧蹙。那种落魄，颓丧，破烂的样子，给一个愉快，漂亮，爱谈笑，不喜欢沉闷的人瞧了，如果不是这样好讲话的志摩，谁容受得下？谁耐烦，谁愿意周旋！但你看，他不但不怕麻烦，反而很欢喜同我一道。有时我坐在他的书房里一连几个钟头，简直“守口如瓶”的，缄默着不则一声。那种沉默真叫人气闷。我现在想起自己的那些阴阳怪气，毫无理由地给人不欢，真后悔。看我很忧郁，很烦心，他老是不安似的问：“什么事使你这样烦闷？我看着你的样子难受。”是的，究竟什么事使我这样烦闷？这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只觉一片灰黯，渺渺茫茫的，不知道什么是苦闷的原因。我心地太窄，不开朗，什么事我都只看背光的一面。生气与欢乐，在我仿佛是全没有份儿。我的成天呆着脸，不快活，连自己也不无能为力。所以听到他的话，我只有苦笑。这当然更使他难堪。在这种时候，他只得跟我枯坐，硬着头皮活受罪，因为我的心一沉，谁也挽回不了我的欢乐。我自己忧心如焚，就埋怨到人家，我最怕在自己无光的面前，出现带笑容的脸。但一见了他，我就全改了脾气。反而在这种最难得高兴的日子，最爱去找他，找到了又觉无话可说，无事可做。就只在他那里呆坐几点钟，也似乎足以慰我。因此他在一礼拜内，受到我闷气的总有几趟。但他从不曾对我表示不满。他老是那样和气，那样可亲，那几乎是慈爱的，殷殷垂问的态度，使我感到人情的温暖。我记得每次去，他老是要握一握我的右手，又紧又长久，有时他还似乎很高兴地叫：

“好久不见了呢。”

“不是前礼拜曾来过吗？”

“喔，是的，你似乎又瘦了一点。”

“我觉得天天消瘦下去，你猜我几岁了？”

“二十三四吧。”

“二十一，你怕不会相信？”

“那有什么不可信的？”

“你已三十多，但看来，还是你年轻。”

“你瞎说！”

看我很不乐，他总是笑着，走近我的身边说：“你太沉闷了，我实在替你担心。你真像一个乡下的孩子！你应该多结交朋友，正当花时的青年，还不应该像花草一样的新鲜吗？”我听他讲，点点头，但还是沉默。在这种使人难过的氛围中，他不是朗声地念几句英文诗，就是看一看钟说：“快十二点了，我们吃饭吧。”

吃饭的情形，我也是永远忘不了的。一上桌，不知怎么的，我就显得很拘束，眼睛看着碗，仿佛不好意思大胆吃菜的样子。看了我那一筷是一筷，一瓢是一瓢，严谨到极了的举动，似乎很使他不安，大声地叫“家槐吃火腿”，“家槐吃鱼！”看到我不动，也不回答，于是他就替我夹了一大箸，放上我的碗。有次他要我吃虾，我回答说：“我不会，因为我不惯。”“这有什么不会的——”他很温蔼地笑着说，“只要咬去就行了。”

今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我在电车上忽然头昏脑胀地感到一阵眩晕，原因是中痧。在郁达夫先生家里吃了十滴水，就觉得比较清爽，到成和村的时候，已经全好，不过还有点软弱。他没有起来，我就随便拿了一本小说看，不去惊动他。后来吃饭了，我在无意间说及早上的发痧，他不及听完，就连忙很惊惶地叫人买药，一面责问似的向我说：“现在怎样了？好过不？为什么不早点叫我？真是不懂事的孩子……”

我最大的痛苦，就是眼病。我是有沙眼的，据医生说。我的眼睫毛不时内卷，一遇到这种情形，我就痛苦得要命。他时常劝我医，我自己却随随便便，打算得过且过地马虎过去。他的急甚于我自己，每次来信，总有几句跟下A差不多的意思的：“你的眼，我一想起便系念。身体是不能不顾管的，不论哪部分一出毛病，即受累无穷。你的眼既已不好，千万不可在光亮不适处或已感到疲乏时勉强做工。眼睛关系太大，你非得养好。我想你不妨向家里单独要一点治费，趁这时治好。你年纪正轻，也不必过分急于成名。沙眼到瞎眼是极近的，万不可玩忽。你那不在意似的宽心，真使我替你着急……”其实我也何尝是宽心？我家境清贫，筹学费已是不易，我一人念大学就累得全家受苦，哪忍再为了我的一只眼，再向他们压榨？这苦衷，只有志摩先生知得最明白，因为只有向他我是什么话都会讲的。他最欢喜人坦白率直。有一次，我忍耐不住告诉他说：

“我虽想马上就医，但没有钱……”

“向家里要过没有？”

“没有。”

“也许你父亲会寄一点的。”

“那自然，但我不忍……”

“真为难——”他沉思了一刻说，“那么你问过医生吗？”

“问过。”

“他说怎么医？”

“先开刀。”

“就是这样？”

“是的。”

“那费用一定不贵——”他忽然很高兴似的说，“我替你负担就是。”

我没有话，在那时，我能说些什么呢？客套的感谢是无用的，他最恨虚伪，最恨敷衍。他时常说：“下次客气话不准再说了，况且我并没有帮你什么忙。只要你诚诚心心把我当一个老阿哥看，我就快活……”他就只爱“诚诚心心”。当着他那真诚的笑容，谁能说一句假话？我性急，但他从容的时候是很从容，一急却比我还急。他那股天火似的热情，不允许应做的事有一刻迟缓。就如那一次，他马上给我钱，要我立刻上医院。那也是冬天，外面是阴霾的云，刮得人倒的风，我真不愿离开那舒适的沙发，那温暖的火炉。但他不容我再坐，拖我起来，把我送出门外。他又怕我只图省钱，所以一连告A我四次，说我如果三等不干净，可住二等，钱不够尽管打电话给他，总能够替我设法。我真的住了二等。刚到院一天，我就接着他的来信：“难为你在这大冷天，雨天，一个人闭着一双眼，在医院里干闷。我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多写一点给你解闷。你眼未好以前，我劝你不必急于写文章。眼睛是大事情，我们没有它，天地就昏黑。你先养好，痊了再计划做事吧……在院时以多睡静养为宜，切不可过度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