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第12/26页）

我小说写得不多，一半因为懒，一半因为生活太不安定。而且我的性情也躁急，什么都想速成。一篇小说往往写得很粗率，本来还有许多可写的，但为了早点把它结束，早点送它出去试命运，我就糊糊涂涂地把它结上一条尾巴。譬如去年暑间最炎热的日子，我竟一口气写成了一万多字，在两天以内。（那当然是糟！）他往往为了我的这种坏脾气担忧，说我原很可以写，如果用心点，竟许有自己不意料的成功等候着。但我不潜心修养，不向更高处呼吸，更深处着想，得到的一定只是小成。他像这样地劝我，始终是很温和，很真诚恳挚的。我又不时的愁穷，不高兴多写文章，他老是很郑重地戒我：“文章你能写，当然要继续向前努力。写好文章是终身的愉快，穷是不碍的，况且写文章的谁不是穷？……”

我从不曾向他要字，今年暑天突然想到要他写一张屏。我也从不曾送他礼物，也是今年夏天，我从家里带出一只洋——其实还不到一只洋的鲜梨。一共只二三十个，他还是拼命地不肯全受。“我只要十个尝尝味就行——”他坚持着说，“你得带几只回去自己吃吃。”“亏你这样远的路带了出来，”他又问，“可是很甜？”“是的，”我回答，“又甜又清凉，包你喜欢。”我一边说，一边把梨从小网篮中取出，放在桌上。“你不受，烂也要烂在你的家里——”我比他更坚持，“我千辛万苦地带出来就是为你。”看我说得很认真，很严肃似的，他大声地笑了。“那么你也非得带回去四只。”他竟不容人分说的，硬把四只梨投入我的网篮，于是他大声地笑了。喔，我怎能忘了他那又活泼，又天真，又洪亮的笑声！

还有一次，我在他的抽屉里乱翻，看他的许多信简。过几天去的时候，他很严正的责问我：“家槐，你为什么看我的私信？你知道这是犯法的，许多夫妻竟因此离异。”但那严正只是一刹那的。看见我不声响，生怕我难堪，A是他又很温柔地：“不过我是不要紧的，你千万不要介意。”

他临走的前一天，我向他要张小照，留个纪念。他说到北平后再寄给我，因为没有现成的，我以为他随口说说，一定要忘掉，哪料在十一月十六日的下午，我竟意外地收到了。这是一张最近的留影，精神很好。在十九日早晨，我还发了一信，说照片已到，谢谢他不曾忘掉答应。哪料信刚发，我就看到报上他惨死的消息了。这惊人的死，我如今似乎还不能信，谁料这离奇的天命？但事实明明摆在我的眼前，我明明眼见他的灵柩回上海，眼见他那宁静的，在永远安息中的，灰白的脸孔。我不能自欺，这残酷的殒落，终于不容我否认。想起他死时的惨，以及生前的种种，我哪能禁住中怀的摧痛？

“……最初消息来时，我只是不信，那其实是太兀突，太荒唐，太不近情。我曾经几回梦见你生还，叙述你历险的始末，多活现的梦境！……”他在五年前，曾经这样沉痛地伤过双栝老人。现在我竟有机会转借来悼念他自己了。我已永无机会再见他，再听他谈话，再握他那又肥又白的双手。生与死的界线，已把我们毫不容情地隔绝。除了一张小照，我就无处再瞻仰他的遗容；除了一些信，一张屏，我也无处再可以亲他笔墨，多难料的骤殁！他最关心我的第一集小说。他原把它介绍到新月，因为一时支不到稿费，又替我转送到大东。那里印得慢，生怕我焦急，又只得把它交还新月。为了它，他不知费了多少周折，受了多少麻烦。他临走时向我说：“你的集子出来时，我倒要仔细看它一遍，替你写点批评。”谁料我的集子还不曾出，他已永离人世的罗网，重归来处，将来睹物怀人，叫我能不黯然！

他最爱的娘，她的死给他很大的痛苦。有机会马上去亲那另一世界的母爱，他的许多亲人，竟许跟他自己说的一样“在坟墓里的那一边开着天伦的怀抱，守候着他们的志摩，共享永久的安闲……”而且他也曾说过“从生入死，在我有时看来，只是投入了一种异样的冒险。”所以这半空的死，或许是他巴望已久的解化。那另一世界，也许是他认为更美，更诗化的，更永远的和谐，但在这荒歉的中国文坛，却始终是个无法补偿，无可挽回的损失。想到他未完的伟大的使命，和想他那不散的诗魂，定在泰山的极巅，当万籁俱寂的五更天，恨绵绵的，怅望着故乡的天涯！

（原载：《新月》第四卷第一期）

志摩师哀辞

赵景深

我对于文学发生兴趣，是由于两位师长的鼓励，一位是洪北平先生，一位便是徐志摩先生。今年十一月十九日“济南”号飞机失事，志摩师竟遇难惨死，实深痛惜。徐师的诗和散文，尤其是诗，在现代文学史上已经有很大的地位；倘天假以年，必能更有闪耀的光辉。现在我先写一点追怀的话；他日有暇，还想详细的介绍他的诗文。

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开始实是新诗，在小说只出了两三本的时候，新诗倒出了十几种。当时人们写惯了无韵诗和小诗，徐师忽以西洋体诗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栏内刊出。记得这首诗的题目是《康桥再会罢》，每行字数相等，标点或句读常在每行之间，不一定是在每行之末。也许徐师的纸幅过短，或是他的字迹太大，以致每行恰恰可以达到纸的末端吧，于是排字的人把这首诗按标点或句读分行了。这样既无音节，又参差不齐，不能一样长短，便变得与无韵诗无别。徐师特意去信更正，重排了一次。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从此我于胡适、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名字外，又记住了一个徐志摩。我常想能够认识这些位先生，以致钦佩之诚。

后来知道徐师是在英国康桥大学专学文科的，于是就更加钦佩了。因为我虽是喜爱文学，只受了洪师一年的训诲，此后改习了两年纺织工业，不曾继续得到良好的导师。恰巧一九二三年南开大学开暑期学校，内中有徐志摩先生的近代英文文学。当时我和友人们有一个文学团体绿波社，社员议决，天津的社员一致加入听讲，于是都报名入学。其中如《夜哭》、《他乡》的作者焦菊隐，《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孤灵》的作者于赓A等都是学员。可惜讲期太短，两星期只讲十小时。此外徐师还公开讲未来派的诗：这两种演讲我都有记录，收在我的《近代文学丛谈》（一九二五，新文化书社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