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年谱（第16/21页）

“……徐志摩四出访友，约集了潘光旦、闻一多、饶子离、刘英士和我。那时候杂志还没有名称。热心奔走此事的是志摩和上沅，一个负责编辑，一个负责经理……上沅传出了消息，杂志定名为新月，显然这是志摩的意思……上沅又传出了消息，说是刊物决定由胡适之任社长，徐志摩任编辑，我们在光旦家里集议提出了异议，觉得事情不应该这样的由一二人独断独行，应该更民主化，由大家商定，我们把这意见告诉了上沅。志摩是何等明达的人，他立刻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新月创刊时，编辑人是由五个人共同负责，胡先生不列名。志摩是一团热心，不大讲究什么办事手续，可是他一团和气，没有人能对他发脾气。胡先生事实上是领袖人物，但是他从不以领袖自居。”

先生在发刊辞新月的态度中说：

“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话，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凭这一点集合的力量，我们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

《新月》杂志虽然在发刊辞中标明了“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话，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A，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但仍然有人恶意的给这些人加上一顶“新派”的帽子。所以，梁实秋在写《忆新月》一文时，特别加以澄清：

“不过办这杂志的一伙人，常被人称做为‘新月派’，好像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好像是有什么共同的主张，其实这不是事实。我有时候也被人称为‘新月派’之一员，我觉得啼笑皆非。如果我永久的缄默，不加以辩白，恐怕这一段事实将不会被人知道。这是我写这一段回忆的主要动机。胡适之曾不止一次的述说：‘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办新月杂志的一伙人，不屑于变狐变狗。‘新月派’这一顶帽子是自命为左派的人所制造的，后来也就常被其他的人所使用。当然，在使用这顶帽子的时候，恶意的时候比较多，以为一顶帽子即可以把人压个半死。其实一个人，如果他真是一个人，帽子是压不倒他的……

“新月一伙人，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

四月十日，在《新月》一卷二期发表与陆小曼合作五幕剧《卞昆冈》。

五月十日，《新月》一卷三期续完，后由新月书店出版。

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先生日记云：

“这几天我生平第一次为了国事难受，固然我第一年在美国时，得到了五四的消息，曾经‘感情激发不能自已’过，大前年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曾经十分‘忧愁’过。但这回的难受情形有些不同。第一次是纯粹感情的反射作用，国内青年的爱国运动在我胸中激起了同样的爱国热，第二次是理性的观察影响到精神上，明明这是自杀的路子，明明这是开出无穷扰乱的路子，那些民党大领袖先生却还不遗余力的来开辟，结果是自己接连的打嘴。这回却既不是纯粹的感情问题，也不是理性所解剖的现象，一方面日本人当然是可恶，他们的动作，他们的态度，简直没有把我们当作‘人’看待，且不说国家与主权，以及此外一切体面的字样，这还不是‘欺人太甚’？有血性的谁能忍耐了……但这把火是已经放下了，房子倒下来不单是压死在政的党员，外来的侮辱是人人分着的。这是哪里说起？我们未尝不想尽点责任，向国外说几句话，但是没有‘真理’就没有壮气，我们的话没有A口，先叫自己的舌头给压住了，我们既不能完全一任感情收拾起良来对外说谎，又不能揭开了事实的真相对内说实话，这是我们知识阶级现下的两难。”

十三日，至新新播音，并排演《卞昆冈》剧本。先生日记云：

“昨晚叫夏天拉去新新播音合作八分钟的英语演说，也是初次干的事儿。

“老孚来说，慰劳会要排演卞昆冈，拟以毛剑佩去李七妹，王泊生去卞昆冈，顾宝莲去阿明，萧英去老敢，郑正秋去瞎子，请（余）上沅导演。”

三十一日（阴历四月十三日），申如公五十七岁生日，先生由上海接袁汉云、袁美云至硖石唱戏三天，居先生宅中。因袁美云貌似小曼，所以小曼认她为寄女。

九月（阴历八月）

偕夫人小曼与叶遐庵（恭绰）同游西湖。遐庵为先生友人叶公超的叔父，亦是忘年之交。

是年秋，与王文伯出国，经印度、英国，至年底返。这时上海的家，迁到福煦路六一三号（四明邨的沿马路房屋）。

欧行前一日，曾给林语堂书白居易诗《新丰折臂翁》。

按：先生跋云：

“丁在君（文江）（一八八八—一九三六）发明古诗新读法，最擅诵此诗，声容并茂，新丰翁得交江北公，亦不朽矣！玉堂（林之原名）要我写字，录此诗博粲，欧行前一日深夜，志摩涂。”

语堂跋云：“志摩，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诗著，更以散文著。吾于白话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诗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运句措辞，得力于传奇，而参任西洋语句，了无痕迹。然知之者皆谓其人尤奇。志摩与余善，亦与人无不善。其说话爽，多出于狂叫暴跳之间，乍愁乍喜，愁则天崩地裂，喜则叱咤风云，自为天地自如。不但目之所痛，且耳之所过，皆非真物之状，而志摩心中之所幻想之状而已。故此人尚游，疑神，疑鬼，尝闻黄莺惊跳起来，曰：此雪莱之夜莺也。廿五年正月十三日语堂志。”

十一月二十七日，梁启超因病重，由其弟梁仲策白天津护送至北平，住入A和医院治疗

民国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　三十四岁

在上海光华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是时校长为张君谋〔乃燕〕）英文系教授，这时在光华开的课程是英国文学史、英文诗、英美散文、文学批评等课。中大开的课程，是西洋诗歌、西洋名著选。并兼任中华书局编辑。太戈尔这年又来华，居志摩沪寓中。先生为了光华和中央两大学的课程，经常往返于京沪两地，一次，中国航空公司送他一张票，由南京坐飞机到上海，到了课堂上，便对他的学生大谈他的飞行兴趣。据他在光华大学的学生赵家璧《写给飞去了的志摩》一文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