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探索中国文人（第5/11页）

嘉庆皇帝虽然在乾隆死后十五天，就迅速地杀掉了和珅，但是对和珅的功绩和才能还是肯定的。清国史馆将编好的《和珅列传》送嘉庆过目。嘉庆见记载极简单，只记录了和珅的官阶履历，很不满意。他批示：和珅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敏捷”，任职30年还是做了很多事的。只是和珅“贪鄙成性，怙势营私，狂妄专擅”，才不得不加以重罚，为此嘉庆下令重新编写。

一介文人，“误入仕途”，害人害己，终落得抄家自尽的下场，其一生对清王朝的根基动摇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说得好，“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蹋他、毁坏他。”

政治对于文人，总是会想尽办法去引诱、拉拢，将他们全部异化为“政治”，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那些流落在民间的文人，总是会被政治所排斥，怀璧游离在正统文化之外。文人大都是感性的，而政治却要求理性。当文人由感性变为理性，他便不是文人，而是被政治同化掉的“官文人”，戴上了“官”帽便不免有些“冠冕堂皇”的色彩，究竟是文人还是政客就说不清了。

中国文人注定是悲哀的，在政治上他们永远只是帝王利用的工具，他们不可能分享帝王的权利、利益，他们的气质以及童真的一面注定他们玩不起政治，只能是被别人操纵的角色。“一为文人，便不足观。”历史上还有那么一群文人，才华横溢，为了百姓，登上庙堂。凭着那种文人独有的浪漫情怀，那种思维方式，去理解政治的现实与残酷。猜不透，玩不转，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悲哀。

◎谪贬文化的前沿

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一个王朝的背影》

中国的文人大都有“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政治情结，综观古今，几乎没有一个不与政治牵连的，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他们常常以“积极入仕”，“济苍生”、“安社稷”、“安黎元”的忧国忧民思想为己任。但是他们怀揣的美好梦想，最终都会被残酷的现实、政治斗争的波谲云诡撕得粉碎。政治给了文人以荣光的同时，也给了他们以黑暗：有被打压赶杀的凄惨，有被排挤靠边的失落，有被遗弃放逐的无奈！他们似乎命中注定是为政治而生，为政治而死，即使有了愤慨，有了悲鸣，有了不平……文人仍需要政治，政治也离不开文人。他们在荣光中追求辉煌，在黑暗中追求光明，这既是做文人的喜悦，也是做文人的无奈和悲哀。他们似乎陷进一个永远走不出的怪圈：代代相承、周而复始。于是，我们看到，失意落魄的文人傲骨嶙峋，位居险要的文人殚精竭虑，国破家亡的文人声嘶力竭，犹豫不定的文人踌躇前行。

大学问家孔子，生于乱世，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有一腔报国之热血。对治理国家的许多问题，也常常进行思考，发表一些见解，但其一生的政治生涯都是一个悲剧，最高统治者对于他始终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真正参与政治的时间只有四年多，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干了不少事，职务提升也很快。但终究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那时他已50多岁，迫于形势，他离开了鲁国，开始了被后人称之为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14年中，东奔西走，多次遇到危险，险些丧命。后虽被鲁国迎回，但鲁终不用孔子。圣贤尚困苦，何况是普通的文人呢。

余秋雨先生在《洞庭一角》一文开篇就提出“贬官文化”这个概念。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贬谪。在数不清的遭贬人员中，常常有饱读诗书之人。贬了官，失了宠，摔了跤，悲剧意识就来了。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过些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时过境迁，天子觉得此人不错，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于是受贬官员人品文品双全，传之史册，通之后人。又因他们在受贬期间亲热过山水亭阁，足迹所到之处，便成了遗迹，这便形成了贬官文化。

产生这样的文化，其根源主要在于当时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制度对于人性的压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进而迸发出思想的火花。这种贬官文化在中国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国外则显得不多，恰是因为形成贬官文化的这一群体，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接受着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他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这种思想并没有像西方近现代民主思想一样，把君主从神祗上驱逐下来，以分权制衡，而是承认君主一人专制的绝对权力地位，而企图以“仁”、“礼”软化君主权威，企图使君王成为视民如子、爱民如子的权威。而他们对自己在政治中的角色定位则是以“师”、友、臣的身份来协助君主。

《论语·泰伯》载有这样的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到了唐代，韩愈又提出“文以载道”文学必须承担道德内容。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确认了文人万世不朽的神圣使命。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忧”便是中国古代那些文人的精神底色。

公元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法被贬，恰逢谪守岳阳友人腾子京重修了岳阳楼，便邀其写一篇楼记。落寞之人，情感百转，看浩瀚洞庭，想人生荣辱，在痛定思痛之后，触景生情写下脍炙人口的著名《岳阳楼记》。文章开头即写，巴陵洞庭，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而后又写洞庭，北通巫峡，南极潇湘……长烟一空，皓月千里……岳阳楼之大观被范仲淹写得淋漓尽致，并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迈之语。也正因如此，余秋雨先生说他的“胸襟大了，洞庭小了”。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尽管困惑，尽管困苦，却依然乐得其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谓“痛并快乐着”。我们看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时候，所领略到的也就是作者的伟大情操。但他所说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因为这个“天下”只是儒家思想的“大一统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