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探索中国文人（第6/11页）

《岳阳楼记》算得上是贬官文化的上乘之作。是中国古代贬官文化中洋溢着极其人性化的一种溢光流彩的道德展示。中国文化中多了诸如范仲淹之类的文化人格，亦是中国文化的幸运。然而，他们却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命运之神毕竟是失落了他们，毕竟是让他们忍受了太多痛苦与磨难。在范仲淹之前的柳宗元，也没有躲过被贬谪的命运，而且是一贬再贬。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说道“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当他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了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十年后，被贬永州的柳宗元被一纸诏书召回长安。他按捺不住喜悦，急急赶去。从永州至长安，他经过了汨罗江，屈原的形貌在他的心中立即交叠了起来。他随口吟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汨罗遇凤》）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喜气洋洋地回到长安，兜头而下的却是一盆冷水，面南而坐的皇帝，御笔一划，他又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这一贬再贬，无疑是当头一棒，此时与凄楚南归的柳宗元同行的还有刘禹锡。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分手之际，柳宗元嘴角笑容一绽，随即吟出：“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南行。”（《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到了柳州的柳宗元，已不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了，他凭借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他不屈地挖井、办学、种树、修庙，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47岁便客死柳州。

历史是这样的无情。无法想像柳宗元如不遭贬，会不会在永州及柳州留下那样好的文字？无论岁月怎样流逝，只要翻阅柳文仍然会为其折腰，这不仅是因为他留下了许多凝结着悲天悯人思想的不朽诗文，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着自己的独立文化人格，而不再是朝廷棋盘上的一枚无生命的棋子。文字能够如此穿越时空，恐怕是受贬者自己也没想到的。

比前两者被贬之经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要算是大文豪苏东坡了，他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风范，“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苏东坡一生都在积极入仕，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在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文学化作了景观，比如西湖上著名的苏堤。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说过“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

中国古代文人在内在理念上追求着自我精神的升华与超越，实际上，他们对赖以批判现实的那种理想政制是相当模糊的。因此，他们始终不能找到一条真正可能实现善治的道路。在儒家思想的主宰之下，文人们即使不满足现实，但是他们能够希翼的，也只是有一个愿意施行仁政的君主。然而，在中国历史现实中，几乎从来没有一个君主及其治理的国家实现过文人们的愿望。

余秋雨先生赞叹这些由于政治斗争而遭受陷害的文人，他说：“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于全然黯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在政治黑暗时，或者在某个政治低潮期，寻找自己精神上的乌托邦，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产生辉煌的一个因素。也正因如此，中国的文采华章就更有了张力。可以说贬官中的杰出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委实难以估量，是他们引领了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一次次攀上高峰。”

但是，“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也有一些入仕的文人被政治的尔虞我诈所伤，忍受不了反复无常、风云变幻的政治官场，从此归隐，或隐于山水之间，或遁世宗教。他们确实承载着中国精神的一面旗帜，一代一代流传，他们的政治得到我们的认同，文化得到我们的认同，精神也同样得到我们的认同。

灵感的不竭来源

◎纵情尽兴山水间

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的较深脚印所在，说明我的心底的山水，并不是完全的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阳关雪》

中国山水千姿百态，可谓得天独厚；中国又是文明古国，历代人文荟萃。这自然与人文的两大特点，孕育出丰富多彩的中国山水文化。中国许多的名山胜水，不仅自然景观雄奇秀丽，而且沉积着深厚的文化，闪耀着灿烂的异彩。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曾提到，“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与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从历史文化极为丰富的山山水水间，可以追寻古代文人的足迹，可以发掘出古代文化的沉淀。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便是在自然山水间孕育出来的。自然环境本身不是山水文化，而是它赖以生成的客观条件。山水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创造，是人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晶。庄子认为，人类行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中国古代文人对政治的逃避，绝大多数是因为对政治黑暗、腐败的憎恶，或是在官场被排挤。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文人的生存环境是相当恶劣的。汉文帝时期，文人贾山这样描述皇权的恐怖：“雷霆之所击，无不摧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在这种无比强大的压力感的压迫之下，文人的心境往往从忧患被推向绝望。余秋雨先生在《为自己减刑》中说，人类的监狱有两种：有形的和无形的。人世间“把自己关进心造的监狱里”的人不少，这就是“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有人能够在有形的监狱中，即“不自由中寻找自由”。文人们虽然绝望，虽然痛苦，但内心是清醒的，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山水田园。于是许多文人便不得不把强烈的入世使命感藏起来，最终，离世俗越来越远，走向田园，步入山水。余秋雨先生在《阳关雪》中说过“一旦这种所谓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便不免会在自然的风景中寻找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