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铺展文化传承（第4/18页）
在我们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中，有时候，精神文化是很难得以传承的。精神较于物质让人更难以坚持。书籍，在中华民族有了文明史以来，就成了保存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也是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的工具。它的流传，比人的繁衍有时候还要困难。因为，除了保证不因人为的破坏而中断以外，还需要一种极其坚强的毅力和精神。范钦一家围绕创办天一阁的故事，让我们领悟到，在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是人要具有一种文化精神。
精神是构成文化的最重要因素。没有精神，再多的文化也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存在了，也会消失和毁灭，只有精神才能使它永远存在，并受到它的滋润。
独立自由之思想
◎兴衰荣辱的书院
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
——《千年庭院》
对于学生受教育的地方，我国的最初称谓是校、庠、序、学。《孟子·滕文公》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学校之称由此而来。书院，是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兴起的，它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它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为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和学术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书院的最大特色，在于它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的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但含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它由私人创建，没有政府的认可与资助，与官办高等学府在许多方面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我国古代几千年的教育制度，在各代虽略有差异，但其特征却一脉相承，从其组织结构和办学方式来看，主要分为：官学与私学。西周奴隶社会的官学是由国家政权机关主办，高度集中的，“学在官府”是其传统，维护“学术官守”的传统。此时的官学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经济基础上，它的社会阶级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贵族。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教育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私学便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私学是私人根据社会或个人需要而设立的，分散的，特点是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促进了学术的下移。孔子在创办私学方面可以说是留芳千古。孔子重视教育，拥有弟子三千、门生贤人七十二，还在曲阜杏坛讲学，培养了大批掌握文化知识的人才。余秋雨先生曾说“天下最大的学校，一定是孔子创办的那一所。”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中国的第一位私学教师，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打破了文化知识为贵族专属的局面，将文化知识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孔子兴办的私学，可说是书院教育的雏形。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早已是学界定论。在中国历史上，宦海浮沉，升迁不定，进入仕途的文人们常常进退难测，不仅要具备激流勇进的精神，也要有消极恬退的思想准备。当他们失意，或不满时政时，既想坚持“志于道”，又渴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解脱，于是儒释道的观念左右他们走进山水，读书著述，随性所致。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逐渐形成习业山林的风气，深山幽谷中出现了一些私人隐居、读书治学的地方。从地方志来看，书院最早出现于唐太宗时期，如大将军李靖在山东读书和研习兵法的书院。从官方的文献记载看，则始于中期唐玄宗时代开设的东西二都丽正、集贤书院。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但在五代末期，已经形成了具有聚众讲学性质的书院，庐山国学，也称白鹿国庠就是代表，地址在江西庐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当时书院就已有私人办与官方办两类。在最初，书院还仅仅是官方藏书、校书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
宋代经过连年战乱之后，官方所办的学校遭到了破坏，有名无实，而且国家还没有充足的力量来兴办学校，此时私学教育和启蒙教育得到了充分发展。学者们开始选择名山胜地建立书院，作为聚徒讲学和研究学术的场所。这种书院成为当时一种新型的教育体制，它的诞生是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从此，我国教育即呈官学、书院、私学三轨并行的体制。当时的大宋，可以说是一个繁华如梦的王朝，一个崇拜文化的王朝，正是那灿烂的文化造就了它的繁华，而大宋文化的根源就在于赫赫有名的四大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和商丘的应天府（睢阳）书院。它们实际上已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学术中心，是大宋文化的缩影。宋代的书院大多继承了孔子办私学的传统，还承袭了其自由、开放的办学风格，成为中国民间自由学术思想的代表。
在各个朝代，最有活力的教育都是书院类型的私学，而当这些私学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往往因受到政府的认可和资助而转化成官学，而一旦成为官学之后，便往往失之了她的活力，最后趋于衰落，被其它新兴的私学取代。有学者将其称为“三部曲”，即私学由兴起，到转为官学，到最后衰落的三个阶段。以四大书院为代表一些的书院，其前身多为地方官或其他人私创，后来朝廷通过赐额、赐书、赐田和任命教官等手段加以控制，使其具有了半官办性质。随后因办学重点转移、财政困难、管理不善等原因而关闭。但也有很多书院在制度上，既吸取了官学与私学的经验教训，又采纳了佛教及道教讲学的经验，博取各家长处形成别具一格的特色，加之许多著名学者由官学转向私人书院、印刷术的发展为书籍的出版提供了便利条件等，从而使书院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元朝统治时期，也非常重视教育，常常奖励学校和书院的建设。不但文化兴盛的江南普遍创建或复兴了书院，连北方也相继设立了许多书院，但其管理和讲学水平都很一般。到了明代，情况又有了改变。明代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政府重点是办官学，提倡科举，所以不重视书院。从整体上说，书院处在一个发展的低谷，而这时也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低落期。程朱理学长期处于官方学说的地位，使它失去了往日的进取而流于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这种僵化。到了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家，以书院为阵地，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由此明代书院由衰到兴。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嘉靖、万历（公元1563—1620年）年间，中国书院东植朝鲜半岛，形成了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造就了其立国的文化基础。中国书院文化传播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