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蓟丛中的驴 11（第7/10页）

纽约的人们，特别是艾伯塔告诉我：你需要帮助。我知道他们是在说：你明显心理不正常，你应该看心理医生。

她一再坚持。她说没有办法和我一起生活，并替我预约了东第九十六街的一名心理分析师（现在是精神科医生了）。那人叫亨利。当我对他说他看上去像吉夫斯时，他显然措手不及。他说：谁是吉夫斯？在我讲了那个P.G. 沃德豪斯小说里的人物后，他不是很高兴。他用吉夫斯式的方法扬了扬眉毛，我感觉像个傻瓜。另外，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在那个办公室要干什么。从纽约大学的心理学课上，我了解到思维有各种不同部分：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潜意识的、自我、本我和力比多，还有其他可能潜藏着恶魔的小角落。这就是我的全部知识，如果它是知识。还有，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付钱。我几乎承担不起仅仅坐在这个人面前所需的费用。他在抵到下巴的笔记本上涂写，偶尔停下来盯着我，好像我是个标本。

他难得说话，我觉得自己不得不说几句话，不然我们就会坐在那儿呆望着对方。他甚至从未像电影中他的同行那样问：你对此有何感受？当他合上笔记本时，我知道谈话结束，该付他钱了。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不会收全价，我会获得穷教师的折扣。我想告诉他我不是个慈善案例，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心口不一。

他的固定程序让我感到不舒服。他会走进等候室，站在那儿，那就是给我的信号：起立，走进咨询室。他从未主动和我握手，从未说几点了。我不知道打招呼或主动伸手是否是我的工作。如果我这么做了，他会怎样判断？他会说我这么做是出于强烈的自卑感吗？我不想给他那种他可以用来判断我与家族中某些祖先一样是个疯子的攻击性材料。我想用我很酷的行为、我的逻辑性和我风趣的话语（如果可能）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次见面时，他看着我，我却在想自己该怎么办。这会和忏悔一样吗？扪心自问吗？我应该坐在那把高背椅上，还是应该像他们在电影里那样躺在长沙发上？如果我选择那把椅子，我就得和他面对面十五分钟。但是如果我舒展身子躺在长沙发上，我就可以看着天花板，避开他的视线。我坐在那椅子上，他坐在他的椅子上。看到他的脸上没有出现不赞成的神色，我感到释然。

见了几次面后，我想放弃，想去第三大道的酒吧享受午后啤酒的宁静。但我没有这个勇气，或者我还没有足够的愤怒。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我坐在椅子上喋喋不休，有时候一星期两次，因为他说我需要更频繁的关注。我想问他为什么，但是我开始明白他的方法就是让我自己找出问题所在。如果情况真是那样，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付他钱？为什么我不能坐在中央公园，看着树和松鼠，让我的麻烦浮出水面？或者，为什么我不能坐在小酒馆，喝着啤酒，审视内心，扪心自问？那会节省几百美元。我想把这想法提出来，说：医生，我有什么毛病？为什么我会在这儿？我付给你那么多钱（即使你给我打了穷教师折扣），我想要份诊断书。如果你说出我得了什么病，我会查字典，找出治愈的方法。我不能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到这儿来，对自己的生活乱说一通，却不知道我是在犯病初期、中期还是晚期。

我绝不可能这样同那个人说话，我没有接受过那样的教养。那不礼貌，他会生气。我希望自己看上去气色不错，不想让他为我难过。当然，他会看到我多么通情达理，多么精神正常，尽管我的婚姻有问题，生活没有目标。

他在笔记本上涂写。他从未向我展示过笔记本，但是我知道和我在一起他很开心。我对他讲述我在爱尔兰和在课堂上的事，尽量表现得精力充沛、幽默风趣，让他相信一切都很好。我不想用任何方式让他不高兴。但是，如果一切都很好，我在那儿又是干什么呢？我想让他有所反应——一个小小的微笑、一个小小的词语，以表示他对我努力的赞赏。但什么也没有。他赢了。他掌控着一天的进程。

然后，他把我吓了一跳。他说：啊哈！他把笔记本放到膝盖上，凝视着我。我不敢说话。我说什么了，导致他发出这声“啊哈”？

我认为你挖到宝了，他说。

哦，又一个挖到了宝的时刻。时装产业高级中学的主任曾经因为我讲解句子成分那节课而恭维我挖到了宝。

在那声“啊哈”之前，我说的话是：我与人交往时很腼腆，我那些高中学生除外。在人群中，我几乎不说话，除非喝了点酒。我不像我的妻子或兄弟，他们可以走到人们面前，加入欢快的谈话。那就是宝。

在那声“啊哈”之后，他说：嗯，你可能会从参与集体活动中获益。如果你和其他人相互影响，这可能是前进的一步。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团体，你会是第六号。

我不想成为第六号。我不知道相互影响是什么意思，不管它是什么，我不想这么做。我怎么才能告诉他我的感受，对他说这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呢？无论哪种情形，我都得有礼貌。在这张椅子上胡说了六个星期后，我觉得比以前更糟。什么时候我才能用艾伯塔、马拉奇那种轻松的方式走到人们跟前聊天呢？

我妻子说即使这个主意意味着我们每星期要花更多的钱，那也是个好主意。她说我缺乏某些社会技能，有点棱角粗糙，集体活动可能会带来重大突破。

这席话导致了一场持续几个小时的争吵。居然说我棱角粗糙，像一些刚下船、粗皮鞋上沾着泥巴的爱尔兰人！她是谁呀？我告诉她我不会和一帮纽约疯子待上几个小时，嘀嘀咕咕说他们的妻子并炫耀个人秘密。在哈欠连天的神甫面前小声说出自己的罪恶，我就这样度过了少年时代。因为担心冒犯可怜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因为我的罪恶而在十字架上受难，我发誓再也不犯罪了。这一切已经够糟糕了。可现在，她和那个精神病医生却要我再次泄露秘密。不！

她说她已经听腻了我讲自己悲惨的小天主教徒的童年生活。我没有责怪她，我也厌倦了自己悲惨的童年。它跟着我穿过大西洋，不停地向我唠叨，以便让众人知道。艾伯塔说如果不继续治疗，我就会陷入很深的麻烦。

治疗？你什么意思？

就是你正在接受的东西。如果你不坚持治疗，这场婚姻就结束了。

那很诱人。如果我再次单身，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曼哈顿闲逛。我本可以说：好吧，婚姻结束了。但我还是让这机会溜掉了。即使我自由了，又有哪个头脑正常的女人会要我这个四处闲逛、棱角粗糙、对东第九十六街上一个像吉夫斯的人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经历的老师呢？我想到了一句爱尔兰格言——“争吵好过孤独”，于是决定待在原地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