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自传续编（第17/24页）

而且在他们登陆经过村子的第一次行军当中，他们抢劫剥削居民，使得一些穷苦的家庭完全被摧毁。违抗的居民则会遭到侮辱、虐待和监禁的处罚。这件事情足以让我们唾弃这些保卫者了，假如我们真的需要人来保卫的话。这与1781年我们的法国友人的行为差异何其大。当年我们的法国友人经过我们居住者最为密集的地方，接近七百英里，没有发生一起损失一头猪、一只鸡甚至一个苹果的事情，也无人为此抱怨。

将军的一位副官奥姆上尉受了重伤，和将军一起被救了出来，他一直和将军住在一起，直到几天后将军死去。奥姆上尉告诉我说，将军第一天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在晚上说：“谁能料到呢？”第二天他又沉默不语，最后只说了一句：“下次我们就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了。”几分钟后就去世了。

秘书官的笔记，连同将军的所有命令、指示和通信信件，都落入敌人的手中。他们挑选了一些，翻译成了法语，并打印出来，证明英国在宣战前就已经具有敌意了。在这些信件中我看到了将军写给英国政府大臣的信，信中大力赞扬了我对他的军队所做的贡献而让他们注意到我。戴维·休姆几年后也成了赫特福德勋爵的秘书官，后来康威将军任国务大臣时，他又做了康威将军的秘书官。他告诉我说，他在国务大臣的档案中看到布拉多克的信件，信中大力赞扬我。但是，这次远征失败使我所做的贡献看起来没那么大的价值了，因此这些赞扬从未在我身上起过作用。

我只从布拉多克将军本人那儿请求了一个奖励，就是命令他的部下不能再去征募我们购买的奴隶了，而且把已经征募的释放了。在我的请求之下，他欣然同意了，好几个奴隶回到了他们的主人身边。而军权移交给丹巴上校后，丹巴就不那么慷慨了。他与其说撤退倒不如说逃跑，之后他待在费城。我请求他把他征募的兰开斯特的三个穷苦农民的奴隶释放了，告诉了他已故将军关于这一方面的命令。他对我许诺说，如果奴隶的主人能到特伦顿（他往纽约行军的话，几天后就会到达那里），他就会把奴隶释放了。这些贫穷的农民跋山涉水，破费很多钱，去了特伦顿。而到了那里他又拒绝履行誓言，让那些农民损失惨重，失望至极。

车马损失的消息一经传开，所有车马的主人都来向我索取我担保的赔偿费。他们的要求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告诉他们赔偿款已经在军需官手中了，而付款的命令必须由雪莱将军下达。我向他们保证说我已经向雪莱将军申请了赔款，但是他离这里有些远，回复不能很快到达，请求他们要有耐心。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满足他们，甚至有人开始指控我。最后雪莱将军派遣了几名委员来调查各人的要求并支付了赔款，才把我从这可怕的境况中解救了出来。这些款项高达两万英镑，如果都由我偿还的话，我会破产的。

在我们接到战败的消息之前，两位庞德医生带着募捐册前来找我募捐，集资举办一场巨大的烟火，便于我们得知攻下杜肯堡的消息之后狂欢用。我很严肃地说，当我们确知需要狂欢庆祝之时再来筹备也为时不晚。他们对我没有立即响应他们的提议很是惊讶。“怎么？”其中一个说道，“你该不是怀疑攻不下这个堡垒吧？”“我不能说肯定攻不下，但是我知道战争的事情是说不定的。”我给他们说了我怀疑的原因，募捐就暂时搁置一边，计划的人因此避免了一件会使他们懊悔的事情：准备烟火晚会。后来庞德医生有时说，他不喜欢富兰克林对不祥之事的预感。

在布拉多克战败之前，莫里斯州长就写了一篇又一篇的咨文去骚扰议会，企图强迫州议会在免除领主财产征税的前提下，通过为本州的防卫集资的法案。他还否决了所有那些没有免除领主财产税费的议案。他加紧逼迫议会，由于现在处境越来越危险，本州的防卫工作需求就越来越大，他达到目的的希望也越来越大了。然而州议会没有屈服，坚信正义站在他们那一边，认为如果他们让州长篡改他们的财政议案得逞，那么他们就放弃了一个重大的权利。最后一批议案中的一个，涉及拨款五万英镑。他只修改了其中的一个字。议案说“一切动产和不动产，都得纳税，领主的亦然”。他把“亦”改成了“不”，一字之差，意思却大不相同。我们一直把州议会对州长咨文的答复寄给我们在英国的朋友，但是，当战败这一噩耗传到英国后，这些朋友就纷纷指责领主不应向他们的州长下达这样卑鄙的不公平的训令。有的人甚至说既然他们阻挠了该州的防卫，那么他们就失去了在此问题上的权利。州长们受此舆论的压力，就命令他们的课税收税官不管州议会通过的州防经费是多少，都必须捐献五千英镑。

州议会接到此通知后，就接受了这五千英镑作为他们应缴纳的税款的代金，接着就提出一个新的议案，附有免税条文，因此议案就通过了。我是处理此经费的委员之一，根据这个决议，拨款共达到六万英镑。我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议案的起草工作，使其得以通过。与此同时，我起草了一个成立和训练志愿兵团的议案。我很容易就使其在议会当中通过了，因为在议案中我谨慎留意让贵格会会友保持他们的自由。为了组织成立志愿兵团必需的民兵，我写了一篇对话性质的文章(5)，以提出、阐述并反驳所有的反对意见。这篇对话文章被印刷出来，我想效果很好。

当城市和乡村的几个连正在组织和训练时，我答应了州长的请求，去接管西北边的边防。敌人常在那里出没，我要做的是组织军团，修建一连串的炮台，以保护居民。尽管我知道自己不太够资格，我还是接任了此项军事任务。他给了我全权的委任状，给我一包空白的军官委任状，给我认为合适的人选。在招募民兵时我倒觉得没什么困难，很快就招了560名由我统率的民兵。我儿子在上次对加拿大的战役中是一名军官，就当了我的副官，对我帮助很大。印第安人烧毁了纳登荷——一个摩拉维亚教徒居住的村落，并且屠杀了当地居民。但我认为那里是修建炮台的优势位置。

为了进军纳登荷，我在伯利恒集结军队，那里是摩拉维亚教徒的主要居住区。我惊奇地发现，纳登荷的毁灭使得伯利恒感受到了危险，他们的防御措施做得非常之好。该地的大多建筑都被栅栏围住了；他们还从纽约购买了大量的枪支弹药；甚至在他们高大的石头房子的窗户与窗户之间放了许多铺路石，妇女们可以用来向任何企图入侵的印第安人的头部砸去；那里也有武装了的教友们看守，像其他城市的守备队一样有条不紊地轮班看守。和大主教斯潘根贝格交谈时，我提到了我所惊奇之处：因为我知道他们获得了议会的特许，赦免他们在殖民地的兵役。我还以为他们确实是严肃地反对当兵的呢！他回答我说，那不是他们既定的规则之一，只不过在他们获得议会特许时，有人认为他们的信徒中有很多是反对服兵役的。然而，这次他们发现只有很少人保留了这种信仰，似乎他们不是欺骗了他们自己，就是欺骗了州议会。但是常识加上对目前的危机的考虑，足以强大到克服那些古怪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