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自传续编（第18/24页）

我们在一月初开始修建炮台。我派遣了一个支队到米尼辛克去，命令他们在较高地区修建一个炮台以起保护作用，又给另一支队下达相似的命令让其去了较低的地方。我决定和剩下的军队去纳登荷，那里更需要一个炮台。摩拉维亚人给我提供了五辆马车来装运我们的工具、粮食、行李等。

就在我们离开伯利恒之前，有十一位被印第安人从他们的农场赶出来的农民，跑来请求我给他们枪支等武器，这样他们可以回去营救牲口。我发给他们每人一支枪和一些适用的子弹。我们还没有行进多远，天就开始下雨了，而且第二天也一直下雨。途中又没有居民可以让我们避雨，直到晚上我们才找到了一户德国人家，在他的柴房里我们紧紧地拥成一团，湿得像落汤鸡一样。幸亏在途中我们没有遭到袭击，因为我们的武器都是最普通的，而且我们的士兵不能使枪机保持干燥。印第安人能够想出巧妙的办法保持枪机干燥，而我们不会。就在那天这些印第安人遇到了上面提到的十一个贫穷的农民，那些农民被杀了十个。逃掉的那一个说他和他的同伴的枪打不出去，因为枪机被打湿了。

第二天天气晴好，我们继续进军，到达了荒无人烟的纳登荷。附近有一个锯木厂，旁边还留有几块木板，我们利用这些木板很快就为我们自己建造了一些军用房。由于我们没有帐篷，因此在这种寒冷的季节里，我们修建临时的兵用房是十分有必要的。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把我们发现的尸体掩埋得更好，之前乡下人只是把他们草草掩埋而已。

次日早晨我们设计了炮台，选择了台基，炮台周长为455英尺，因此我们需要由455根直径为一英尺的木头紧密排成的栅栏。我们有70把斧头，立即全部被用去砍伐树木，我们的士兵都擅长伐木，因此效率很高。看到树木倒得如此快，当两人开始砍伐一棵松树时，我好奇地看了看手表，他们只花了六分钟就砍倒了一棵树。我发现树的直径有14英寸，每棵松树可以制成三根长达18英尺的栅栏，一端是尖的。在准备这些的同时，其他士兵在周围挖了三英尺深的战壕，那些栅栏要插在那里。我们去掉了马车的车身，拔掉连接前后的钉子，把前后轮分开，这样我们就有了十辆马车，每辆有两匹马，用于将马栅栏运到炮台那里。栅栏立好以后，我们的木匠在沿着栅栏的里侧搭了一个木板制的梯子，大约有6英尺高，使士兵可以站在上面从枪眼里射击。我们有一门旋转炮，装在一角上，装好后我们就开了一炮，告诉印第安人（如果听得见的范围内有印第安人的话），我们有这样的装备了。这样我们的炮台（如果我们如此简陋的栅栏也称得上如此宏伟的名称的话）在一周之内完工了——尽管每隔一天就大雨倾盆，士兵们也无法工作。

这件事情使我明白，当人们有工作时，是非常满足的。因为在他们工作的日子里，白天他们温厚愉快，在他们完成整整一天的工作之后，晚上也过得很愉悦。但在我们闲着的日子里，他们就难以控制，喜爱争吵，对食物挑三拣四，总是发脾气。这使得我想起了一位船长，他的原则就是让他的水手们一直工作。有一次他的大副禀告他说，他们已经把工作做完了，也找不到什么可以做的了。“哦，”他说，“让他们去洗刷锚吧！”

不管这是如何简陋的炮台，它也足以防御没有大炮的印第安人。发现我们已经安全地安定下来了，而且必要的时候也有撤退的地方，我们就冒险结伴搜索邻近的地区。我们没有发现印第安人，但是却发现了他们在附近的山上观察我们的行踪的地方。这些地方有一种巧妙的装置，似乎值得一提。那时是冬天，火对他们来说是必需的。但是如果火在地面，那么火光会暴露他们所在的地方，因为远处可见。因此他们挖了直径大约为3英尺的洞。我们观察到他们是如何用斧头从森林里烧焦的木头上砍下木炭来的。他们用这些木炭在洞底烧小火，我们还在林间和草丛中发现了他们身体的印记，他们围着洞口匍匐躺着，脚放在洞里，这样可以保持脚的温暖，这对他们来说很有必要。这样生的火发出的光、火焰，甚至烟就都不会暴露他们。看起来他们的数量不多，且似乎已经知道我们人数众多，就算要袭击我们，他们的胜算也不大。

有一位热心的长老会牧师比蒂先生充当了我们的军中牧师，他向我抱怨说士兵们都不来参加祷告会，也不去听他的劝诫。他们应征入伍时，曾向他们许诺，除了军饷和伙食以外，每天还有一吉耳兰姆酒，会准时发给他们，上午一半，晚上一半。我注意到他们喝酒倒是十分准时的，于是我对比蒂先生说：“若是让您去管理兰姆酒或许有点屈尊，但是如果您等到祈祷完毕后再去发酒的话，或许他们就会围在你的身旁了。”他喜欢这个想法，就接任了这个职务，有几个人帮助他酌酒。发酒进行得很顺利，祈祷会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全勤和准时的情景。因此我认为比起用军令来惩罚那些不出席宗教仪式的士兵，还是这个办法效果更好些。

我刚完成这一项工作，在炮台里储备好了粮食，就收到州长的来信。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召集好了州议员开会，如果边境的局势已经稳定，我不再需要留在这边的话，他希望我能够出席会议。我议会的朋友也写信劝我如果可能的话就回去开会。我打算修建的三个炮台已经完成，居民们在炮台的保护下满足地在农场上劳作着，我决定回去了。更好的是克拉珀姆上校，一位新英格兰的军官，对于与印第安人作战颇有经验，他正好来访，同意担任指挥官一职。我给了他一张委任状，在全军面前宣读了这张委任状，把他作为军官介绍给了全部士兵，以他的军事才能，我想他比我更加适合做指挥官。我给他们讲了一些规劝的话之后就离开了。我被护送到伯利恒后，在那里休憩了几天，从疲劳之中恢复过来。第一个晚上，在舒适的床上我却难以入睡，因为这与我在纳登荷裹一两床毯子就睡在我们木屋的地板上的区别太大了。

在伯利恒之时，我对摩拉维亚教徒的习俗有所了解：有些摩拉维亚教徒陪伴过我，对我非常友好。我发现他们实行的是共产，伙食是大家共享的，宿舍也是许多人共有的。在宿舍里，我发现他们的天花板下面有等距离的气孔，我认为这些气孔是交换气流用的。我去参加了他们的礼拜仪式，欣赏到了优美的音乐，是他们用小提琴、双簧管、笛子、单簧管等乐器演奏的。我了解到他们的布道不像我们平时那样，对男女老少混合的信徒讲的，而是有时聚集已婚男子进行布道，有时是给他们的妻子布道，然后是年轻男子、年轻女子、小孩子，都是分别聚集听讲道的。我听到的是给孩子们的讲道，孩子们进来坐在一排排的长凳子上。男孩子们由一位年轻男子（他们的导师）带领，女孩子们由一年轻女子带领。讲道的内容似乎相当符合他们的年龄水平，而且是以亲切愉快的口吻讲的，劝导他们做好孩子。他们表现得井然有序，但是看起来脸色苍白、不健康。这使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太多时间都被关在屋里，或是运动量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