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自传续编（第20/24页）

因为我们对柯林斯先生赠送玻璃试管和其他物品很感激，我认为我们应该让他知道我们把他赠送的礼物用得有多么成功，于是给他写了几封信，在信中对我们的实验进行了描述。他把我们的信在英国皇家学会中念了出来，起初他们都认为这些实验不够引人注意，不足以在他们的会刊上发表。我把我为金纳斯利先生写的一篇关于光与点的相似性的文章寄给了米切尔博士（我的一位朋友，也是那一协会的成员），他写信告诉我说那篇文章已经在学会里读过了，但受到那些行家的嘲笑。但是这些文章被福瑟吉尔博士看到后，他认为这些文章的价值非常高，不能将之埋没，就建议把它们登载出来。后来柯林斯先生把它们交给了盖夫，让他刊登在他的《绅士杂志》上。但是他选择把它们单独印制成一本小册子，福瑟吉尔博士给小册子写了序言。盖夫似乎看到了利益所在，加上后来陆续寄过去的文章，小册子就变成了一本厚厚的四开本的论文集，出了五版，但是稿费他却分文不出。

然而，在一段时期以内，那些文章在英国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一位在法国甚至全欧洲都享有盛名的哲学家布冯伯爵，偶然看到了一本这样的论文集，他就请求达利巴尔先生把这些文章翻译成了法语，并在巴黎印制出来。这一轮文集的发表冒犯了诺雷神父，他是宫廷的自然科学导师，在做实验方面很能干。他想出并发表了一个关于电的理论，当时引起了一场轰动。起初他不能相信美国能出现这样的著作，还说肯定是他的对手为了公开反对他而在巴黎捏造出来的。后来，他确信了在美国费城有一个富兰克林（他曾怀疑过的），然后他就写了很多文章，主要是针对我的。在文章中他为自己的理论辩护，否定我的实验和已经从实验中得到的结论的真实性。

我一度想过回复他，而且已经开过头，但是细细想来，我之前的文章是对实验的说明，任何人都可以重复试验、验证结论，如果不能证明结论是正确的，那我就百口莫辩了。文章的结论仅仅是作为推测的结果（而非武断的教条）提出来的，因此我又何必劳烦自己去为之辩解呢。而且想到两个使用不同的语言的人之间的争辩，或许会因为翻译不准确而导致误解对方的观点，从而加长争辩的时间。这位神父文中的很多内容都是由于译文中的一个错误引起的。我决定让我的文章自己澄清，认为最好还是把从公务中挤出来的时间花去做新实验吧，而非因为一些做了的实验而争论。由此我从未回复过诺雷先生，后来的发展证明我不回他的信是对的。我的朋友，皇家科学协会会员勒罗依先生替我辩护，驳斥了他的观点。我的书被译为意大利语、德语还有拉丁语系的语言。书中所持的观点被欧洲的科学家们广泛采用，他们抛弃了诺雷神父的观点。除了巴黎的B先生（他的门徒和信徒），临死前他看到他是自己理论的最后信奉者。

我的书因其中提出的一个实验（由达利巴尔先生和德罗先生在马莱完成的）而迅速广泛地受到关注，该实验的目的是把闪电从云层中引下来。这在世界各地引起轰动。德罗先生有一套科学实验的装置，他讲授那一分支学科，负责重复进行他所谓的那些费城实验。当这些实验在国王和议会面前演示过之后，巴黎所有好奇的人都来看这些实验。我在此就不再赘述那一重要的实验以及后来我在费城用一个风筝成功完成的实验给我带来的无限乐趣了，因为这两个实验都在电学史上有所记载。

一位英国的物理学家，莱特博士，在巴黎时给他的一位英国皇家学会的朋友写过信，他在信中说我的实验在国外的知识界受到高度重视，而且对于我写的这些文章在英国竟然未受到重视而惊奇。英国皇家学会由此重新考虑之前在他们中间读过的文章了。著名的华生博士就之前给他们读过的那些文章，以及后来我寄到英国去的关于电学的文章做了一个总结性的概述，并且对其作者赞赏有加。后来这一总结概述发表在他们的社刊上。伦敦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些成员，尤其是才智聪慧的康顿先生，用一根尖棒证实了把闪电从云上面引下来的实验。他们的实验都很成功，很快他们就改正了之前对待我的态度。甚至我都没有申请，他们便把我选为他们中的一个成员，而且决议说我可以不缴纳例行的入会费——总共二十五几尼。后来他们一直免费赠送我他们的会刊。他们还赠送给我1753年戈弗雷·科普利爵士获得的金牌奖章。在颁发此枚奖章的典礼上，学会会长马格斯菲特勋爵发表了一篇非常客气的演说，对我大加赞赏。

我们的新州长丹尼上尉，把之前提到的奖章从英国皇家学会给我带了回来，在费城为他开的招待会上他把奖章颁发给了我。同时他用礼貌的言辞表达了他对我的敬意，如他所说，他已经了解我的品性很长一段时间了。晚饭后，参加宴会的人都喝起酒来（这是当时的习俗）。他把我叫到另一个房间告诉我说，他英国的朋友向他建议让他和我做朋友，因为我能够给他最好的建议，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使他的政治事业顺利。因此他想要知道所有的事情，好对我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他请我告诉他一些事情，还向我保证，只要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他会尽力为我效劳的。他也给我讲了很多关于领主对本州的好意，说如果那些长期以来反对领主各项措施的人能够放弃反对，让领主和他的臣民恢复和谐的话，那将对我们大家，尤其对我，大有益处。他说大家认为能促成这件事的只有我一人，而且我可能会得到适当的认可和酬劳，等等。那些在喝酒的人们见我们没有迅速回去，就叫人给我们送来了一瓶马德拉白葡萄酒，州长就痛饮起来，他喝得越多，他的恳求和许诺就越多。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感谢上帝，我的境况很不错，无须领主帮助。作为议会的议员，我也不可能受到任何来自领主的恩惠。然而，我和领主之间并没有私人恩怨，因此只要他提出为民众的利益的公共议案，我将会是最积极拥护的人。我过去之所以反对，是因为领主提出的议案很显然是以损失民众的利益来满足领主的利益的。我很感激州长对我的敬重，还有他会依靠我的能力范围内的一切事情来使他的政途尽可能的顺利，同时希望他没有带来不幸的指示，这种指示曾使他的前任束手无策。

他并未就此做出解释，但是当他后来与议会共同谋事时，这样的情况又发生了。我们继续争执，而我还像过去一样地积极抵制，因为第一次要求州长对业主指示通知州议会的请求是我起草的，以后对于这些指示的意见也是我执笔的（这些可以在当时的决议案中还有我后来发表的《历史回顾》中找到）。但我们两人之间没有敌意，我们经常走在一起。他是个学者，见过世面，而且谈吐相当有趣，让人觉得很愉悦。是他第一个告诉我，我的老朋友詹姆斯·拉尔夫还活着。他被认为是英国最重要的政论家之一，曾在弗雷德里克亲王和国王之间的争端中被雇用，因此获得一年三百英镑的酬劳。他作为一位诗人的名气的确很小，蒲柏在他的“愚人记”中指责过他的诗歌。但是他的散文却写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