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自传续编（第7/24页）

现在我开始把思想转移到公共事务上去了，但是，是以一些次要的事务开始的。我认为想让费城整座城市安宁，巡夜制度是首要任务之一。巡夜原来由各区的警官轮流执行，警官预先通知若干住户随他去巡夜，那些被选到而不愿意去巡夜的人每年出资六先令，就可以免去这一项差事了。这些钱本来是用于雇用替代者的，但事实上，为此付的钱远比这个数目多，这使得治安官这一职务成为了一个利润丰厚的职务。治安官通常会收留一些乞丐，给他们喝一些酒，然后让他们一起跟着巡夜，然而，稍有地位的户主是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巡夜的。四处巡夜的工作不久后被忽略了，大多夜晚他们都花去酗酒去了。我即刻写了一封信，准备在“密社”宣读，指出了这些不合规矩的现象，尤其指出治安官不问缴费人的情况，一律征收六先令，因而造成了不公平现象，由于同样需要被巡夜保护，如果户主是一个贫苦的寡妇人家，所有财产或许不及五十英镑，而她却要付和仓库存有价值成千上万英镑货物的最富有的商人一样多的钱。

纵观全局，我提出了一个更有效的巡夜制度：雇用适合的人长期从事巡夜工作。还有，作为更为公平的分摊巡夜费用的方法，每户人家出的费用按财产比例来出。“密社”成员一致赞成这个想法，还与分社交流过，作为各分社自己想出的解决办法。尽管这一计划没有立即实施，然而，通过先让居民有面对这一变化的心理准备，使它为几年后通过的法律铺平了道路，到那时，我们“密社”成员的影响更加深远了。

大约此时我写了一篇论文（起初打算在“密社”里读出来，但后来发表了），是关于造成火灾的各种疏忽大意，提醒人们杜绝火患，还有防火须知。这被认为是很有用的一篇文章，还促使后来一个项目的形成，就是成立一个灭火团队，为了迅速灭火和在危险时刻相互协助搬运并保管财物。很快就有三十人表示愿意参加这一组织。我们组织规定，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做事有条不紊，准备一定数量的适用的皮水桶，还有结实的袋子和箩筐（用于包装和运输物品），每一次救火都必须带上这些东西。大家赞成每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并一起度过一个联欢之夜，用于讨论和交流关于防火救火的想法，这或许在救火时有帮助。

这一组织的效用不久就体现出来了。愿意加入这一组织的人员远远超过了我们认为一个消防队合适的名额，我们建议他们另外再组建一个队，他们照办了。如此这样，新的队伍一个接着一个地成立起来，直至后来数目众多，大多有房产的人都加入进来。直到现在我写到这里，我最初成立时称之为“联合消防队”的组织——尽管自从成立已有五十多年，第一批成员中，除了我和另一位比我长一岁的老人，其他全部逝世了——现在依旧存在并且发展得很好。那些在每月一次的联欢晚会上缺席的成员缴纳的小额罚款，被用于购置消防车、云梯、火钩，以及每队需要的其他有用的工具。这样一来，我料想没有哪个城市能比费城更迅速地扑灭刚燃起的大火了。自从这些组织成立以后，费城就从未有过烧毁一两间住房的大火灾，基本都是在着火的房屋烧掉一半之前就扑灭了。

1739年我们中间来了一位从爱尔兰来的牧师怀特·菲尔德先生，他自称在英格兰是一位非凡而有作为的巡回传教士。最初他被允许在一些教堂中布道，但是，那些牧师不喜欢他，不让他使用他们的讲坛，他被迫在田野上讲道。各种教派的很多人去听他布道，我也去了。他的演说对他的听众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尽管他常常辱骂听者说他们原本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妖魔，他们却非常地赞赏和尊敬他。为什么会这样？这真是一个值得我思考的问题。但我也很欣慰地看到我们的居民的习性因为他的布道改善了很多。从对宗教毫无感觉，认为宗教可有可无，到现在似乎整个世界都快成宗教迷了，以至于夜晚走在街上，会听到每个家庭都在唱圣歌。

人们发现在野外集会布道不太方便，因为要受天气影响。不久就有人提议修建一座教堂，接受捐款的人一旦被指定，很快就筹集了足够的钱来作为购置地皮和修建教堂的费用。这座教堂有一百英尺长，七十英尺宽，和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大小相当。它的建造是在热忱的氛围中进行的，所花的时间远比预期的短。教堂和地皮都由托管财产的管理人管理，特意留给对费城的民众有话要说的任何宗教的传教士使用。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专门给某一特定的教派，而是给普通民众使用的；这样，即使是君士坦丁堡的穆夫提派遣一位传教士来向我们传布伊斯兰教，他也能找到一个随时可以使用的讲坛。

怀特·菲尔德先生离开了我们，他沿途布道去了佐治亚州。那里的殖民地刚开始不久，但是，那里的人不是勤劳刻苦、惯于劳作的庄稼汉，而是一些破产的商人及其家人和其他一些破产的债务人。那里的许多人都有懒散的习性，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定居在森林里，不会开垦田地，也忍受不了刚定居时的困难，大批大批地死去，留下许多无人照看的无助的孩子。看到他们悲惨的遭遇，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慈悲心肠被触动，他有了在那里建一所孤儿院的想法。在孤儿院里，那些孩子能够填饱肚子，并受到教育。在回到北方的路上，他大力宣传那一慈善事业，凭借他雄辩的口才，对他的听众的心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就是其中之一。就这样，他筹集到了许多捐款。

我非常赞成这个想法，但是那时佐治亚州非常缺乏材料和工匠，有人提议以大量的成本把材料和工匠运送到那里去，但我认为那样还不如就在这里修建孤儿院，把孤儿领到这里来。我就这样建议了，但他执意要实施他的第一个计划，拒绝了我的建议，因此我拒绝了捐款。过了不久，我碰巧参与了他的一次布道，在他的布道过程中，我观察到他想以募捐结束他的布道，而我暗下决心：他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分钱。当时我的口袋里有一把铜币，三四块银元，还有五块金币。随着他的布道的进行，我的心慢慢软了下来，决定把铜币捐献出去；他的布道再次打动我，使我感到只捐献铜币会很惭愧，就决定捐献银币；最后我看到他的布道结束得如此成功，而且令人钦佩，就把我的口袋里的钱全部倒入捐盘中去了，包括金币什么的。在这次布道现场，还有另一位我们社团的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修建孤儿院一事上赞成我的观点。他猜想此次布道要募捐，为了预防起见，从家里出来之前把口袋掏空了。然而，布道快结束的时候，他感觉自己非常愿意捐献，为此，他特地请求站在他旁边的邻居借一些钱给他。而那人恰好是人群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打动的。那人回答道：“我的朋友霍普金森，其他时候要多少我都可以借给你，但不是此时，因为你现在似乎有些不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