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16/22页）

今天，我得就我读过的两部书稿向约翰·布特汇报。这将是一场争论。杰克把我当枪使，用来维护党的精神——他自己实际上早就把这种精神看做是垂死的、乏味的东西。杰克将负责这家出版社，但实际上，他只是个管理人员。通过党凌驾于他之上的是约翰·布特；最后拍板什么书可以出，什么书不可以出，取决于党的总部。杰克是个“好党员”，那是说，他一直在真心诚意地克服自己的虚荣心，不让自己对缺乏自主权一事流露出任何不满。出版社是总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归约翰·布特领导，总部作出的决定必须执行。杰克对此不仅毫无怨言，相反的还十分赞成这种集权主义。他觉得总部的政策是错的，但这不是某个他所反对的个人或集团的问题，他曾直言不讳地说过：“本世纪”的党只是知识界的一潭死水，不会有什么前途，一切只有等待将来发生变化。但同时他又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名字与他所蔑视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他与我的区别在于：他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后那想像中的现实来看待这个党（我曾开玩笑说，就像天主教会那样），而我呢，我觉得这种知识分子的幻想的破灭很可能是终结性的。我们利用吃饭的时间和工作的间隙，没完没了地讨论这个问题。有时约翰·布特也在场，他在一旁倾听，偶尔也插上几句。这种交谈既令我着迷，又让我生气：因为在这种争论中，我们所说的话与党的公开的“方针政策”相距十万八千里。在一个共产党的国家，这种谈话简直是一种背叛。然而，当我后来退党时，这也正是我将永远怀念的——大家生活在某种特定的氛围中，自然而然觉得自己的生命应该与某一核心的哲学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想退党、或觉得自己应该退党的人最终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我所遇见的那些党外人士或非党知识分子，与党内的知识分子相比较，无不显得孤陋寡闻，见识浅薄，目光短浅。悲剧的意义就在于：知识界的这种责任心，这种高度的严肃性其实都是虚幻的：它与英国没有任何干系，与现在的共产党国家也没有任何干系。它属于许多年以前曾经存在过的国际共产主义的精神，只是后来被那种绝望的、疯狂的、为生存而斗争的精神——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所扼杀了。

当我下了公共汽车时，已经为即将来临的争论而激动不已。一个人要想在与布特同志的争论中获胜，关键要保持冷静。但我不是个冷静的人。再说，我的下腹还在隐隐作痛。我迟到了半小时。平时我一直注意按时到达办公室，按部就班地工作，因为我不领薪水，所以不想因此而得到某种特殊照顾。（迈克尔曾开玩笑说：亲爱的安娜，你在发扬英国上层阶级为公众服务的伟大传统呢。你无偿为共产党工作，就像你的祖母为受饥挨饿的穷人工作一样。这是我用来自我解嘲的一个玩笑，但当它从迈克尔口中说出时，我心里就很不好受。）我马上去了盥洗室；由于已经迟到，我的动作很利索。我查看了自己的身子，换了止血棉球，将一壶又一壶冷水往大腿上泼，以便把酸腐的气息冲洗掉。然后我往大腿上、手臂上喷了香水，提醒自己一两个小时后必须下楼。我上楼走过自己的办公室，进入杰克的办公室。杰克和约翰·布特在里面。杰克说：“你身上很香，安娜。”我即刻松了口气，镇定了下来。我看着那位说话慢声慢气、头发灰白、精力已消耗殆尽的垂暮老人约翰·布特，记起杰克跟我说过，在他的青年时代，在三十年代初期，他曾经是个活跃而机智的非凡人物。他是个很出色的演说家，曾经反对过当时党内的官僚作风；他敢于发表不同意见，顶撞党内的权威人士。杰克跟我说了这一切，扮着怪相欣赏起我一脸的疑惑，然后便递给我一本书。这是约翰·布特二十年前写的一本小说，描写的是法国大革命。此书才情洋溢，文笔生动而大胆。此刻我看着他，心里不由得在想：英国共产党最大的罪行是：要么摧残了一大批杰出人物，要么将他们改造成枯燥乏味、吹毛求疵的文牍，使他们与其他的共产党员一起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圈子内，而与发生在自己国家里的一切隔离。我为自己所用的词语大感惊讶和不快：“罪行”一语是从共产党的词库中搬来的，它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有时候会使“罪行”一类的用语显得愚昧可笑。我一边这样想，脑子里一边冒出一个新的念头。我笨拙地思忖着：像其他组织一样，共产党是凭不断吸收理论家进入自己的队伍而继续生存下去的。它要么吸收他们，要么葬送他们。我曾以为一个社会、一个团体都是以这样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即有统治的一方或一个政府，再加上若干反对派。那较强大的一方最终将被反对的一方所改造或取代。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突然有了全新的认识。原来，每个组织团体内总是有一班僵化的、顽固的人，他们遭到像过去的约翰·布特那样朝气蓬勃的年轻的革命者的反对。这两种人构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平衡。而后又出现一班像现在的约翰·布特那样的顽固不化的人，他们再次遭到一班思想活跃、富有朝气和批判精神的人们的反对。但是，那垂死的、枯萎的躯干如果不冒出富有生机的新芽，就不能继续生存，到头来会很快变成腐烂的木头。换句话说，是我，安娜同志——一想起布特同志那满含讥刺的口吻我便不寒而栗——维护了布特同志的存在，为他提供了养料。但到一定时候，我也将变成他。人间万事，本来无所谓对与错，一切都只是一个过程，一个循环。一想到这一点，我便不由得大惊失色，我身上每一根神经都奋然而起，反对起这种人生观；只要稍不留神，我便会重新回到那困扰了我多年的噩梦之中。这噩梦具有多种形态，有时出现在睡眠中，有时出现在大白天，它大致可以描述成这般光景：一个男子被蒙住眼睛背靠着一堵墙站着。他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的对面站着六个男子，正举着步枪准备射击。他们受第七个男子的指挥，那人已将手高高举起。只要他的手一放下，枪声就会响起，那囚徒也就一命呜呼了。然而，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其实也不完全出乎意外，因为那第七个男子一直在留神倾听，担心会出现这种局面。在外面的大街上，响起了一阵呼喊声和斗殴声。那六个士兵用质询的目光看着他们的指挥官——即第七个人。指挥官站在那里，等待外面那场斗殴的结果。这时，传来一阵欢呼声：“我们胜利了！”那军官听见后随即走到砖墙前，给那位男子松了绑，并站到他站过的位置上。被人捆绑过的男子这时把指挥官捆了起来。这是噩梦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时刻：他俩相对而视，笑了起来：这是一种短暂的、苦涩的、会意的微笑。在这微笑中，他们就像一对亲兄弟。这微笑隐含着一个真理，一个我很想避开的真理，因为它已使一切创造性的东西化为乌有。那位指挥官，即那第七个男子，这时被蒙上了眼睛，背靠着墙站着等待。先前那位囚犯则走到行刑队跟前；那班人仍举着枪站着。他举起手，然后放了下来。枪声响了，那个人抽搐着倒在墙脚根。那六个士兵身子在颤抖，脸色苍白。他们此刻正打算开怀痛饮，以便忘却这场屠杀。当他们跌跌撞撞走开时，那个曾经被捆绑，而今已获自由的人微笑着。他们诅咒他，仇恨他，就像当初诅咒、仇恨另一位——即那个死者那样。在这位男子对六位无辜的士兵的微笑中，隐含着一个可怕的、不言而喻的讽刺。这就是那场噩梦。布特同志一直坐在那里等着我，与往常一样，他的微笑总是显得那么刻薄，矜持，简直就像在狞笑。“安娜同志，我们得让那两部名著发表了吧？”杰克不由自主地扮了个鬼脸。我意识到，他和我一样知道这两部书稿一定会出版：决定早已作出。杰克把两部书稿都读了，并以他特有的温和的口气评论说：“这两部书稿很不怎么样，我猜想，它们原先还要糟。”我说：“如果你对我的想法真的感兴趣，那你应该只发表其中一部。但请注意，我认为两部都不好。”“当然，我并不期望它们在批评界受到如你的大著所受到的那种赞誉。”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不喜欢《战争边缘》。他对杰克说过他喜欢它，只是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他的言下之意是说我的小说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功，靠的是“资产阶级的出版界”。我当然同意他的看法，只是这“资产阶级”一词在这里还可以用其他的词来代替，如“共产主义”、“妇女杂志”等等。他说话的口气已经完全戏剧化，即出自我们各自扮演的角色。我是“一个成功的资产阶级作家”，而他则是“工人阶级美好理想的卫士”。（布特同志出身于英国中上层阶级，当然，这并不影响他的政治立场。）我提议：“也许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开来讨论吧？”我把两大捆稿子放到桌子上，并把其中的一捆推到他面前。他点了点头。这部书稿题为《为了和平与幸福》，作者是个年轻工人——至少布特同志是这样称呼他的。实际上，他已将近四十，二十年来一直是个共产党的官员，以前曾经做过泥瓦匠。这部书稿文笔拙劣，故事乏味，但令人吃惊的是，它写的完全是一个当代的神话。如果那个虚构的火星人（实际上可称为俄国人）读到这本书，他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a）不列颠的城镇无处不笼罩在极度的贫困、失业、残忍和狄更斯笔下那种破败荒凉的阴影中；b）不列颠的工人全都是共产党人，或者至少承认共产党是自己的先锋。这部小说根本没有触及现实。（杰克说它是“来自共产党仙境的呓语”。不过，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倒也准确地揭示了一个自欺欺人的共产主义神话。）去年我就读过它，每次都不免忍俊不禁。我说：“你很清楚，这是一部很糟糕的书。”布特同志那张瘦骨嶙峋的长脸显得既无生气又极其固执。我记起他自己二十年前写的那部小说，它是那么生动美妙，想不到这作者就是同一人。他这回说：“这不是一部名著，我没有说它是一部名著，但它还是一部好书。”这话可以说是一个开场白，下面的意思已不言而喻。如果我仍要提出质疑，他会跟我争执起来的。但结果都将一样，因为决定早已作出。这书一定要出。党内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如果继续贬低党的作用，那就只有自取其辱。《工人日报》会为之美言，说它“虽有不足，但不失为一部反映党员生活的写实小说”。那些“资产阶级批评家”看了这样的评论会嗤之以鼻，但一切都将按部就班，不会有任何的变化。我突然感到兴味索然。我说：“好吧，你就出版它吧。再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们大吃一惊，沉默了下来；杰克同志和布特同志甚至还交换了一下眼色。布特同志低下了头。他很恼火。我知道我的作用（或者说功能）就是提意见，充当批评家的角色，这样，布特同志就可以自鸣得意，觉得他是力排众议才使决议通过的。坐在他的对面的我，实际上是年轻时代的他自己，他必须把这个“他”打败才行。我很惭愧先前一直没能理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我还想过——如果我拒绝扮演一个受制于人的批评家的角色，也许这一类书就不会出版了。过了一会儿，杰克温和地说：“安娜，这不行，我们期望你能提出批评意见，供布特同志参考。”我说：“你知道这书写得不好，布特同志知道这书写得不好……”布特同志抬起他那双暗淡的、周围布满皱纹的眼睛紧紧地看着我，“……我也知道它写得不好。但我们同时又知道，这书会出版。”约翰·布特说：“安娜同志，如果你肯节省你那宝贵的时间，你是否能用一两句话告诉我，为什么这书写得不好呢？”“依我看，作者没有把三十年代的历史写出来，倒是写了一九五四年的英国。惟一与这一时代不符的是，他似乎觉得伟大的英国工人阶级对共产党好像还怀有某种忠诚。”他愤怒地睁大了眼睛。他突然挥动拳头，砸在杰克的桌子上。“该死的，我们出！”他吼叫着，“该死的，我们出！就这样定了。”他的态度一下子变得那么古怪，我不禁笑了起来。我知道我的笑又惹恼了他。我的哈哈大笑和杰克的微笑似乎已激怒约翰·布特，使他身上的肌肉萎缩了起来。他好像躲进了一个又一个屏障背后，最后进入堡垒内部，并怒气冲冲地向外窥视。“你好像在嘲笑我，安娜。能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吗？”我笑着朝杰克看。他向我点了点头：好吧，你就解释一下吧。我回头再看约翰·布特，想了一会儿，说道：“你刚才所说的正好概括地说明了共产党的全部错误。十九世纪的共产党高喊过人本主义，曾与不平等现象作过英勇的斗争，并主张坚持真理而反对说谎。但是，到了今天，这一套却被那些明哲保身，凡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共产党的出版机构用来作为谎言的保护伞，以便出版那些华而不实的作品。这正是党内知识界腐朽没落的具体体现。”我正在气头上，心里在想，我为这样的一个机构工作，但实际上并没有批评的权利。这机构由杰克负责，他实际上也不得不把这样的书稿付梓。我担心我已伤害了杰克，于是朝他看了看；他平静地回看了我一眼，然后点点头，笑了起来。约翰看见了这一切。杰克转过身去等待他发火，可布特恼怒得不知所措。但那是一种表示正义的愤怒，他自以为自己在维护公道、正义和真理。我想，这两个人过一会儿还要讨论所发生的一切，那时，杰克会站在我一边，但书还是要出版。“另一本怎么样？”布特问。但我已感厌倦，变得很不耐烦。我心里正在想：这是应该由党决定的事，实际上也是党决定一切，执行一切的。它不是杰克和我所能谈论的话题，我们的所作所为根本不能影响党。突然间，我决计退出这个党。就在今天，而不是别的时候。“这么说，”我和颜悦色地说，“这两本书都要出版了，这场讨论真有趣。”“是的，谢谢你，安娜同志，这场讨论确实很有趣。”约翰·布特说。杰克看着我，我想，他知道我已下定决心。这两个人此刻还有其他的事要商量，但却与我无关，于是，我向约翰·布特告辞，走进隔壁我自己的那间办公室。我与杰克的秘书罗丝共用这间办公室。我们彼此不投缘，只是冷冷地打了个招呼，我便埋头整理起案头上堆着的报纸与文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