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17/22页）

我开始阅读来自共产党国家（如俄国、中国、东德等等）的英文版报纸和杂志。如果其中有什么故事或文章“适合英国的读者”，我会提醒杰克并通过他引起约翰·布特的注意。但“适合英国读者”的东西寥寥无几，只是偶尔有一两篇文章或小说值得一读。然而，我还是热切地阅读这一切，就像杰克为了同样的目的所做的那样：我们尽量去领会原作的意思，以便了解他们那里文学发展的趋向和倾向。

但是——我最近意识到——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之所以那么热心去阅读，还有其他的原因。他们的文学大多平淡无味，充满乐观主义，叙述的调子总是出奇的欢快，甚至在处理战争和苦难的题材时也是如此。这种风格来自那个神话。但是，这种拙劣的、僵化的、陈腐的写作方法也正是我自己的创作的一面镜子，我为自己在《战争边缘》中流露出的思想倾向而深感惭愧。如果这种情感将一直影响我的写作，我决定从此永远搁笔。

去年，在我阅读那些偶尔有某个段落、句子、或某个短语闪烁着真理的光辉的文学作品时，我不得不承认，真正的艺术一概出之于深沉的、赤裸的、毫不掩饰的内心情感。即使通过翻译，这种犹如闪电的个人的真情实感依然存在。我翻阅着这些乏味的作品，希望偶尔能从中读到一部真正出之于真情的小说，哪怕一个短篇，一篇文章也行。

我，安娜，就是这么个自相矛盾的人物，既唾弃我自己所创作的“不健康的”艺术，又唾弃我所见到的那些所谓“健康的”艺术。

这一类作品最要命的问题是非个性化。它的弊端就在于这非个性化。它的作者似乎就是二十世纪一个新的无名氏。

加入共产党以来，我在党内的工作主要是给某些小团体作有关的文学讲座。我说过这样的话：“中世纪的文学是集体的，非个人的，它表现的是群体的意识。那里没有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所具有的那种感人而痛苦的个性化特征。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抛弃个人化艺术那种激动人心的自我吹嘘，回归到表现人类的责任和相互间兄弟般情谊的艺术中去，从而将表现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的题材抛之一边。而西方文学——”我用了一句时下流行的话来去加以说明，“已经逐渐变成发自灵魂的痛苦的呻吟。痛苦已经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现实……”我一直以来都说这一类话。大约三个月以前，在一次讲座中，我开始变得结结巴巴，未能把这种话继续说下去。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开讲座。我知道那次的结结巴巴意味着什么。

后来，我又回去为杰克工作，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因为我的内心仍惦念着文学艺术（从而也就是生活本身），思考着我拒绝写作的原因。这一切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使我不得不日复一日观察它、探究它。

我跟杰克谈起了这件事。他倾听着，并表示理解。（他总是那么能理解人。）他说：“安娜，共产主义诞生还不到四十年，至今为止它所生产的文学艺术都是拙劣的。但你为什么不可以认为这只是一个学走路的孩子刚刚迈出的第一步呢？再过一个世纪……”“还是说再过五百年吧，”我揶揄他。“一个世纪以后完全有可能诞生出新的艺术。为什么不可能呢？”他反问。我说：“我心里很乱。但我在担心自己是否一直在说胡话。我们以往的争论始终围绕着同样一个问题——即个人的良知，个人的情感，这你意识到了没有？”他取笑我说：“个人的良知是否就能使你创作出令人愉快的、无私的、集体性的艺术呢？”“为什么不能？难道个人的良知不也是一个学走路的孩子吗？”他点了点头，那意思是说：是的，这个问题很有趣，但我们还是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吧。

阅读这一大堆毫无生趣的文学作品只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样做，也没有人期待过什么，我的工作与别人的工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一项“福利工作”——杰克曾这样开过玩笑，我自己也这样说过；而且，迈克尔也这样看：“安娜，你的福利工作进展如何？最近又拯救了多少人的灵魂？”

这一次我没有来得及去思考这“福利工作”，而是先去了盥洗室，化过妆，擦洗了大腿，心里一边沉思，我作出退党的决定是不是因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决定把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呢？如果事情正是如此，那将读到我写的一切的那个安娜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个令我害怕其判决的另一个自我又是什么样一个人呢？当我不思索、不写作、不感悟时，她的目光与我现在的目光至少是不一样的。也许到了明天，当另外一个安娜的目光注视着我时，我又会决定不退党了吧？首先，我会非常想念杰克——除了他，我还能跟谁毫无保留地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呢？当然只有跟迈克尔——可他就要离开我了。其次，那痛苦将永远伴随着我。有趣的是，迈克尔以前是个共产党，现在是个叛徒，一个失落的灵魂。而杰克却是个共产党的官员。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杰克杀害了迈克尔的同伴们（当然我也有份，因为我也在这个党内。）正是杰克判定迈克尔为叛徒的。同样，也正是迈克尔把杰克当做凶手。然而，这两个人（由于相互不信任，他们碰面时不会打招呼）恰好就是我能够与之交谈的人，最能理解我的内心世界的人。他们是同一个经验的正反两面。我站在盥洗室里，往手臂上抹香水，以便掩盖身上流出的污血所散发的气息。我突然意识到，我现在所想到的有关迈克尔和杰克的一切，正好应验了那个有关行刑队和互换位置的囚犯的噩梦。我感到一阵昏晕和慌乱，于是上了楼，把那一大堆杂志，什么《苏联文化》啦，《苏联文学》啦，《起来，争取自由的人们》啦，《再生的中国》啦，等等等等，统统推到一边。（一年多来，它们一直充当了我的一面镜子。）我想，我不能再看这些东西了，我无论如何看不下去了，在它们面前，我已经是个死人，或者说在我面前，它们已经死去。我要看看今天又有些什么样的“福利工作”。正当我想到这里，杰克走了进来。约翰·布特这一天回总部去了。杰克说：“安娜，你能跟我一起喝杯茶，吃点三明治吗？”杰克靠发给党内官员的薪金生活，每周八英镑。他的妻子是位教师，薪水与他差不多，因此，他必须很节俭。他的节俭手段之一是不外出吃中饭。我谢过他，然后便一边交谈，一边走进他的办公室。我们谈的不是那两本小说，因为此事已经用不着再谈。它们一定会出版，我们俩都不同程度地感到羞愧。杰克有个朋友刚从俄国回来，他带来秘密的消息，说那里存在着反犹太人的活动，传言犹太人遭到了屠杀、折磨和各种各样的威胁。杰克和我坐在那里，对这些消息逐条进行分析。这都是真的吗？听起来像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就意味着……不知有多少次，我曾这样想过，这个人已是共产党官僚阶层的一分子，但他所知道的东西并不比我或其他的平民百姓多到哪里去，这简直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最后得出结论（并非第一次）：斯大林肯定是个临床的精神病人。我们坐着喝茶，吃三明治，一边沉思，如果在他的晚年我们也一样生活在俄罗斯，那我们会不会下定决心，责无旁贷地去行刺他呢？杰克说他不会。斯大林已经构成了他的经验，他的最深层的经验的一部分，他即使明明知道他是个有罪的疯子，但要他扣动扳机时，他还是做不到的。他宁可掉转枪口对准自己。我说我也做不到，因为“政治屠杀有违我的生活准则”。如此这般谈了许多。我突然感到，这种谈话实在太荒唐，太不着边际，因为我们这时就坐在安全、舒适而繁华的伦敦，我们的性命和自由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令我越来越害怕的事终于出现了——我们的谈话已失去了意义。我能听见杰克和我在交谈，我的声音好像来自我的体内，来自某个不可知的地方，但它们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们所谈的那些画面——死亡的场景，苦难的场景，严刑逼供的场景，等等等等。我们用来交谈的语言与我所见到的一切没有任何联系，它们听起来就像痴人说梦，就像狂人的胡言乱语。杰克突然问了一句：“安娜，你真的打算退党吗？”我说：“是的。”杰克点了点头。这是友好的、会意的点头，但很凄凉。我们之间突然出现了一道鸿沟——不是因为猜疑（我们相互还是信任的），而是因为对未来的忧虑。他将继续留下来，因为他在党内已经待久了，党已成了他的生活，因为他有许多朋友都在党内，他们都准备留下来。不久以后，当我们再碰面时，我们就成陌生人了。我觉得他是个大好人，人们都喜欢他。他们已经被历史抛弃了——当我用上这种夸张的说法时，我的话不仅并不夸张，反而可谓是恰如其分。如果我现在就对他说这些，他肯定会友好地点点头的。那时我们还会以一种含有讽刺意味的理解的姿态相对而视（就像那两个在行刑队前互换角色的囚犯那样）——亏得上帝仁慈，我没有把那话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