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18/30页）

“是的。我猜那全是因为你的书的缘故。我想你和我们大家一样，也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祝你好运。我们没法相互帮忙。人们都不互相帮助，他们最好互不打扰。”

他以突然且短暂的凝视最后提醒她，谈话该结束了，因此，这几句话说完，他便捧起了书。

爱拉独自在家，审察着心中的构思，等待着人物形象的凸现，等待着故事定型。她见到一位年轻的职业军官，他说话口齿不清，很腼腆，又很骄傲。她又见到一位羞怯欢快的年轻妻子。这时候一阵回忆，而不是形象，浮上了表面。她见到了这样的一幕：夜深了，在她的卧室里，她假装睡着了。她的父母站在屋子中央。父亲伸出双臂拥抱母亲，她像小女孩一样羞答答的忸怩不安。他吻她，而后她含着泪急速地跑出了卧室。他独自站着，摸着小胡子，显得很恼火。

他独自待着，不再与妻子作伴，而是隐退进自己的书里，退进多余的、贫乏的梦境里；拥有这些书和梦的人，或许能成为诗人或神秘主义者。果然，他去世之后，在他锁起的抽屉里，发现了他写的日记、诗歌及散文的片段。

爱拉对这个结尾很惊奇。她从未想到过父亲会写诗，会舞文弄墨。她马上又去拜访父亲。

深夜，在那间屋子里，静静的壁炉里缓缓地燃着火，爱拉问道：“爸爸，你写过诗吗？”他手中的书一下子落在瘦瘦的大腿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你或许写过。”

“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

“我能看一看吗？”

他稍停了片刻，捋了一下那讨厌的已经花白的小胡子。然后他站起身来，打开了一只抽屉，取出并递给她一卷诗稿。这些诗写的全是孤寂、迷惘、坚忍，以及对与世隔绝的状态的探索等等。写的差不多都是战士。有T. E. 劳伦斯(11)：“瘦弱的人群中，一位消瘦、严峻的人。”隆美尔(12)：“夜间，情人们在城外踯躅，那儿，满眼是十字架，遍插在沙地里。”克伦威尔(13)：“信念、高山、纪念碑以及岩石……”又是T.E.劳伦斯：“……飞越心灵的悬崖峭壁。”又是T.E.劳伦斯：“那份明净，那些行动以及公正的酬报，承认自己已经垮掉，像一切写作的人一样。”

爱拉把诗稿还给他。激动的老人接过诗稿，又将它们锁进了抽屉。

“你从来没想过发表它们吗？”

“当然没有。为什么要发表？”

“我只是觉得好奇。”

“当然啰，你的情况不一样。你写作是为了发表。嗯，我想人们都是这样。”

“你从来没说起过我的写作。你喜欢我的小说吗？你读过没有？”

“喜欢？写得不错，那类东西。但那个可怜的呆瓜，他为什么要自杀？”

“有自杀的人。”

“什么？在某个时候人人都有自杀的念头。但为什么要写这些呢？”

“或许你说得对。”

“我并没有说我的看法对，那只是我的感觉。那是因为我的命运和你的不一样。”

“什么命运，自杀？”

“不。你希望得到这样的命运。幸福。那类东西。幸福！我记不起是否想到过。你的命运——你似乎认为你应当拥有什么。那是因为共产党的缘故。”

“什么？”爱拉既吃惊又愉快地问。

“是的，你的命运，你们都是赤色分子。”

“但我不是共产党员。你把我和我的朋友朱丽娅混同了，而且连她现在也不是党员了。”

“那还不是一码事？他们已经影响你了。你们觉得自己什么事都能做。”

“是的，我觉得是那么回事——在‘我们的命运’的意识的深处，存在着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的信念。而你似乎满足于这么一丁点儿。”

“满足？满足！这算是个什么字眼？”

“我的意思是，不管结果是好是坏，我们都准备拿自己做试验，要想成为与自己不同的人。但你却只是屈服顺从。”

老人坐在那儿，态度激烈且忿忿不已：“你书中写的那个年轻的傻瓜，他一心只想着自杀。”

“也许是他应得到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应得到什么东西，而他却没有得到。”

“也许，你是说？也许？小说既是你写的，你理应知道。”

“也许下一次我会尽量写到这一点——那些有意标新立异的人，想突破他们自己的身份。”

“你说起来好像——人就是人。一个人就是他自己。他不可能成为别的。你没法改变它。”

“嗯，那么，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之间真正的不同。因为我相信能改变它。”

“那我就不能同意了。我也不想赞同。眼前的事已够难对付了，我不想把事情弄得更复杂。”

和父亲的这次谈话使爱拉产生了新的构思。

现在，在构思故事梗概时，如果一再发现惟有失败、死亡、讽刺，她便审慎地舍弃这样的模式。她努力想采用幸福或简朴的生活模式。但没有成功。

后来她发现自己在想：我不得不接受自知之明的模式，那意味着不幸福，或至少是单调乏味。但我可将它糅合在一起并获得成功，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的。两人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由于企图超越自己的极限，两人的人格都分裂了。摆脱了混乱的状态后，他们又有了新的力量。

爱拉内省自己，就像审视一口池塘：她想让故事具象化。但在她脑海中，始终只有一些干巴巴的句子。她等待着，耐心地等待着，等着人物形象的定型，等着他们逐渐栩栩如生起来。

〔在大约十八个月里，蓝色笔记的简短记录，行文风格上不仅与先前的蓝色笔记不同，而且与其余笔记的任何内容都大相径庭。这一部分开始写道：〕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七日：安娜·弗里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日生，弗兰克·弗里曼上校与梅·福蒂斯丘之女；住贝克大街二十三号；曾就读汉普斯特德女子高中；在中非度过六年（一九三九—一九四五）；一九四五年与马克斯·沃尔夫结婚；一九四六年生有一女；一九四七年与马克斯·沃尔夫离婚；一九五年参加共产党，一九五四年脱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