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父 亲（第17/23页）

不过，那时的高定邦，暂时还没有精力去水牛巷索要缝纫机，他的烦心事多着呢！

像往年一样，秋天的粮食收上来，颗粒归仓，交完公粮之后，郝乡长将平均亩产和总产量拟了一个数字，报到了县上。满以为可以好好休息几天，去公社的卫生院拔掉“浮在嘴里”的三颗门牙。怎么也没想到，县里忽然派来了一个工作组，要来各村紧急抽查过冬的存粮状况。郝乡长只得把高定邦叫到了公社的卫生院，托着肿得老高的腮帮子，对下属诉苦道：“这公粮一交，余粮分到各家各户，还不到年关，有的人家已经断炊了。我到哪里去找粮食，让他们过目？哎，我怎么觉得嘴里的每一颗牙齿，都是他妈的松的？”

高定邦见状赶紧安慰郝乡长说：“你就把检查团派到我们大队来吧。一切由我负责。你在医院安心拔牙。”

高定邦回到村里，召集定国和梅芳他们几个，连夜开会。快到天亮时，定国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提议说，干脆用芦柴卷在祠堂门口打上四个稻墩子。

“可稻墩子里装什么呀？”

“板凳，桌子，什么都可以。”定国说。

“还有水桶，粪桶，有什么装什么呗，我们又不会变戏法！”梅芳说。

高定邦睡眼惺忪地瞅着他的弟弟和弟妹，“万一人家要打开稻墩子查验怎么办？”

定国说：“现在我们只能假设他们不查验。除此之外，屌办法！”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三天后，检查组一行六人，早早来到了村里。高定邦杀了一只鸡，宰了一只隔夜逮到的野兔，好酒好饭招待。从中午一直吃到天快黑，检查组这才来到了大晒场边，远远地朝那几个稻墩子瞥了一眼，组长就腆着肚子，打着饱嗝，一连说了七八个“好”字，由两人架着，跌跌撞撞地回公社住宿去了。

粮食检查组刚走，县里又派下来另一个督导组。他们是来检查冬肥的囤积与堆放的。郝乡长因在卫生院拔牙引发了感染，牙龈化脓，不得不转去镇江的医院治疗。临走前，他把接待督导组的任务再次下派给儒里赵村的高定邦。

那时已快要入冬，路上的杂草叫寒霜一打，已经枯了。这时候发动社员们去积肥，显然不太现实。定国说，还是老办法，把粮墩子拆了，用芦柴卷在村头搭上十几个肥堆，在外面糊上一层塘泥，“让他们过过眼罢了。”

“他们要是掘开肥堆，查查查，查验呢？”定邦冷得直打哆嗦，笑眯眯地看着他足智多谋的弟弟。

“我们现在只能假设他们不查验。除此之外，屌办法。”高定国说。

而梅芳想出了一个更好的法子，“其实，根本就用不着那么费事。老菩萨唐文宽他们家东边是一片桑树林，对不对？桑树林里本来就有十七八个坟包，对不对？我们让人从池塘夹上一些污泥，往那十多个坟包上一糊，就算完事。”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几天后，督导组一行五人，早早就来到村子里。定邦杀了一只鹅，让渔佬柏生从燕塘打上五六尾“翘嘴白”，好酒好菜，招待他们吃喝。问题是，督导组的人可不像上回粮食检查组那么好对付。领头的胡组长是苏北泗洪人，酒量大得惊人。高定邦、高定国兄弟早已醉眼蒙眬，不辨东西了，胡组长还没过瘾呢！他拿起桌上的空酒瓶看了看，笑道：“酒是好酒，只是没劲。”

梅芳一看要坏事，赶紧飞奔到小木匠家，把他家最能喝酒的大哥赵宝亮拖了来。他们从中午一直喝到傍晚。最后，赵宝亮哼哼唧唧地唱着歌，脚底打着旋子，被他父亲和弟弟架回去了。胡组长这才站起身来，放了一个响屁，由梅芳带路，一伙人沿着池塘边的小路去村东的桑树林检查肥堆去了。

那时节正刮西北风。天上寒星点点，地上荒草凄凄。数不清的老鸹黑压压地在桑树林里盘旋，“呀呀”地叫着，四下里一派肃杀阴森。老胡跟着梅芳，深一脚，浅一脚，来到桑树林边，刚刚站稳，草丛中突然窜出一只黄鼠狼来，把他吓得倒退了好几步。胡组长定了定神，一只手顺势就搭在了梅芳的肩上，“鬼东西！真是怪吓人的噢！你妈，你要不告诉我这林子里是肥堆，我还只当是来到了乱坟岗呢。要说你们村的肥堆，跟死人的坟一个屌样！哎，我说梅主任，你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前边那道山梁上，是不是有一个黑影在晃动？什么东西？是人是鬼？”

梅芳抬头朝远处一看，果然有一个黑影站在磨笄山的山脊上，在微微的星光下显得又高又远。梅芳虽然不相信人世间有鬼，但这时候心里也有点犯嘀咕。正在踌躇之间，那个人影倏忽一晃，便不见了踪影。

胡组长悄悄地捏了捏梅芳的手，在她耳边问道：“梅主任，你会打升级不会？会噢？那好，走走走，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去打牌。”

妈妈

亲爱的读者朋友，我相信诸位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随着情节的逐步展开，心里也许会出现这样一个疑团：你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的故事，各类人物也都纷纷登场，可是为什么我们一次也没有见你正面提到过自己的母亲？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当然，人人都会有一个母亲。我自然也不例外。

我之所以一直小心地避免谈论她，绝不是故意卖关子。我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他能拥有的最好的品质就是诚实。我应当坦率地承认，我不愿意提及我的母亲。个人的痛苦乃至于多年来一直压在我心头的羞耻感，只能算是一个很小的因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确实不知道应当如何去谈论她。母亲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而村子里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在说起我母亲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闪烁其词。各种戏谑、推诿甚至相互矛盾的说法，不仅无助于揭示事实背后的真相，相反，这些说法将那个真相层层包裹起来，越包越紧。不过，我意识到，不管事实究竟如何，我在这里都应该尽量忠实地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记录下来，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一个仲春的午后，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来到村东的唐文宽家听他说书。那天他所讲的故事是《水浒传》，还是《聊斋志异》，抑或是《小五义》，我现在已经完全记不清了。故事听到一半的时候，我在不知不觉中就打起了瞌睡，伏在天井的一张小矮桌上睡了过去。不用说，我很快就做起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