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春 琴（第14/15页）

这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春琴没让我删我自己主动删去的段落。

不久前的一天，我打出租车去青龙山采石场搬运行李（我寄放在传达室的行李中，有我最为看重的珍宝——你知道，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全部书信）。在出租车上，我听到收音机里，一个著名的作家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他颇为轻佻地对记者说，在中国，作家拥有完全的创作自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一听他这么说，就知道他在说瞎话，气不打一处来。假如他像我一样，也找一个春琴这样的人做老婆，他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完全的创作自由”了。面对春琴这样一个“暴君”，能有什么自由可言？即便她没让你删，你一旦想到可能会有的可怕后果，恐怕早就把那些会惹她生气的字句删得一个不剩了。

可问题在于，我把高定国与春琴之间的纠葛删掉后，高定国这个小说中最大的反面人物，到了最后，反而更像是一个正面人物了。唉，事到如今，也只能由它去了。这个世界原本就讲不得什么是非！

不过，请各位千万不要误会。尽管春琴强迫我修改自己的小说，尽管她在成为我法律上的妻子之后，立即故态复萌，蛮横霸道，试图将我重新纳入她的羽翼之下，尽管我们都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可我对我们在便通庵的生活，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地方。我深信，我们之间的爱情和婚姻，与这个世界上其他什么人的爱情和婚姻相比，丝毫没有逊色的地方。我有时觉得她是我婶子，有时候又恍惚觉得她是我姐姐，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是愿意将她看成是我命中注定的妻子。

写到这里，我本来可以模仿一下《一千零一夜》那个著名的结尾，写上一句“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直至白发千古”，以此结束整部小说，但我知道，我要这么写，就有点自欺欺人了。

我们的幸福，在现实世界的铁幕面前，是脆弱而虚妄的，简直不堪一击。有时候，春琴和我在外面散步，走着走着，她的脸上就会陡然掠过一阵阴云。只要看见路边停着一辆橘黄色的挖土车，她就会疑心这辆车要去拆我们的房子。我们两个人，我和她，就会立即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忧虑中。

危险是存在的。灾难甚至一刻也未远离我们。不用我说，你也应该能想得到，我和春琴那苟延残喘的幸福，是建立在一个弱不禁风的偶然性上——大规模轰轰烈烈的拆迁，仅仅是因为政府的财政出现了巨额负债，仅仅是因为我堂哥赵礼平的资金链出现了断裂，才暂时停了下来。巨大的惯性运动，出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停顿。就像一个人突然盹着了。我们所有的幸福和安宁，都拜这个停顿所赐。也许用不了多久，便通庵将会在一夜之间化为齑粉，我和春琴将会再度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

既然我们那不值一提的幸福，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那么，我们唯一的指望只能是：赵礼平的资金链断裂得更长久一些。

12

四月六日，是个晴天，刮着东南风。我跟春琴回半塘扫墓。

自从她母亲去世后，春琴就再也没有回过那个村庄。那里埋葬着她的祖父、父亲和哥哥。现在，她既然已经重新嫁人，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应当回去知会他们一声，在他们的坟前磕几个头。春琴拎着一个印有“莲美化工”字样的白色布兜，沿着风渠岸河道的大路，走在了前面。我渐渐就有些跟不上她。我看见她的身影升到了一个大土堆的顶端，然后又一点一点地矮下去，乃至完全消失。过不多久，春琴又在另一个土坡上一寸寸地变高、变大。

最后，她停在了一处池塘边，发呆，等我。

太阳终于在废弃的砖窑背后露了脸。那熔岩般的火球微微颤栗着，从窑头赵村的废墟上，一点点地浮上来。顷刻间，天地为之一新。不远处的那片山岗上，在当年大队蘑菇房的位置，停着一辆报废的挖掘机。我隐隐记得，那处池塘位于两条道路的交汇点，正是当年我和父亲去半塘走差时，遇见梅芳和高家兄弟的地方。在一种似曾相识的寂静中，我似乎仍能听到当年送喜报的锣鼓声。

西厢门和东厢门也早已片瓦不存，只是那道灰灰的山墩（中间有一个供人通行的方方的大洞）还在。山墩东面的小河还在。一边有栏杆的小石桥还在。当年，我和父亲看见狐狸的那个乱坟岗上，矗立着一个“韩泰轮胎”的广告牌，背后是一个望不到边际的巨大苗圃。一辆满载树苗的小卡车，摇摇晃晃地驶出了苗圃的大门。

这是我第二次去半塘。

我记得，早在四十三年前，父亲带我去半塘走差时，曾不无夸耀地对我说，到了仲春时节，等到村子里的桃树、梨树和杏树都开了花，等到大片的红柳、芦苇和菖蒲都在水沼中返了青，成群的江鸥和苍鹭从江边结队而来，密密麻麻地在竹林上空盘旋，半塘就是人世间最漂亮的地方。我想，假如父亲有机会再到半塘来看一看，他一定会为当初说过的话感到羞愧。没有满村的桃杏。没有遍地的红柳和菖蒲。没有成群结队的江鸥和白鹭。

一条正在建造中的高等级公路，把半塘隔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南边紧挨着马路的，是修葺一新的半塘寺。它被建造在一片宽阔的水面之上。水塘对面是一大片有着蓝色屋顶的工业园区。再往南，可以看见居民小区的一排排楼群，隐没在一大团黄色的脏雾中。而在这条公路的北侧，也就是原来半塘村所在的位置，已经被规划成一个半月形的墓园。

清明节刚过，墓园里到处都是扫墓人遗落的黄色菊瓣。一团团的纸灰在风中打着转。一个身穿皮夹克的中年人，一边在墓前烧纸，一边在用手机打电话。我们在那片墓园中转了半天之后，春琴才猛然想起来，她家人的坟墓，很可能不在这片墓园中——当年，半塘村拆迁时，村里派人来通知她回去迁坟，她正在医院里打点滴。尽管如此，春琴还是执意要把这里的每一处墓碑都看个遍，满心希望“说不定在哪个角落里”，就能突然看见她家人的名字。

很快，春琴在一棵老槐树下站住了。她转过身来，惊恐地看了我一眼，随后，泪水就溢出了眼眶。

我知道她为什么流泪。

那棵长在墓地中的老槐树，原先长在她家的院子里。借由这颗老槐树，我大致可以推断出他们家正房、厢房以及院落的大致方位和朝向。春琴当年在堂屋里手摇纺车的那个地方，如今耸立着一个黑色的花岗岩墓碑，上边赫然写着“李阿全之墓”五个金灿灿的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