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学术史到思想史（第5/9页）

这在近百年尤其是近30年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个既反常又合道的事情。说它“反常”，是因为这百年来，除了十几年特殊政治时代外，中国学界始终习惯于紧张地迫随西洋东洋，往往是在西潮东风两面夹击下，急急忙忙地模拟和学习，而思想史领域这种彼消却此涨的现象，不能不说是“异数”。说它“合道”，是不仅它在试图回应上述思想的困境，而且也因为它恰恰呈现了近年来中国思想与学术的特殊背景。这些特殊背景是什么呢？我想有三点。

一是尽管经过30年对西方学术的形摹影随，但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和撰述者逐渐开始注意到种种眼花缭乱的西方学科样式，其实可以重新加以梳理和改造，在思想史领域也可以开始实践新的写法，这就是“让思想说汉语”的潮流。

二是尽管经过30年的巨变，但是在中国，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思想世界，仍然要通过“思想文化”来最终解决问题，就像古代中国相信要通过“道”来把握“器”，通过“本”来解决“末”一样。特别是在“现代”与“后现代”、“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与“实际生活世界”之间始终有困扰的当下中国，人们似乎很需要回顾既往的思想史，看看是否我们仍然处在思想史的延长线上。

三是197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域外新理论和国内新材料，迫使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回应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改变过去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既成脉络和固定结论。而在重写思想史的时候，麻烦的是这种有关思想史的思考，有时还要跳过几十年的学术史，处在一再重新开始的状态。

可是，过去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并不能承担对于这些问题的溯源与解释。过去的思想史，是儒家“道统”叙事、日本或西洋的近代哲学史叙事、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结合。30在现代中国主要形成了两种模式，一是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模式：从谢无量、钟泰、胡适到冯友兰，逐渐形成以西洋框架解释中国资料的典范。在1949年以后，尤其是唯物主义哲学史方式影响巨大，其来源与形成更早在1949年以前，从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1918）、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1924）、塔尔海玛（August Thalheimer , 1884-1948）《辩证法的唯物论人门》（1927，李达译，1934）、叶青《胡适批判》（1933,1934)，后来一直发展到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形成对大学哲学系至今还有统治力的哲学史叙述模式。二是中国思想史的叙述模式，尽管从常乃德的《中国思想小史》到蔡尚思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法》等，在1949年以前有多种思想史写法，但是，具有统治力的是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的模式，由于它的史料丰富和内容庞大，它的影响力和笼罩性至今仍然巨大，按照张岂之的说法，它的基本方法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但是更准确地说，它是在历史叙述中，侧重社会性质和思想属性相结合的阶级分析与历史叙述。

可是，这些模式下的思想史研究，主要是“建立系谱（书写正当性思想的脉络）”和“表彰道统（对于正统思想的凸显）”，却无法恢复历史，也无法诊断当下。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中国思想史的写法，也必须破除政治意识形态的笼罩。我自己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写作的。我没有想到的是，这部试验性的作品，居然推动了中国这一思想史研究热潮，而且也引起了学术界的种种争论。如果把这些林林总总的争论归纳一下，我想，大概可以归为六个方面。第一，在中国，是否要思想史代替哲学史，来描述古代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二，是我所谓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是否应当写入思想史著作？这涉及思想史的资料范围是否应当拓宽，思想史的背景是否应当重建，思想史是否也应当叙述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等问题。也就是说，过去被认为是文化史的内容，是否应当被纳入思想史。第三，是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在思想史著作中讨论思想的知识基础，势必会把原来有关数术、方技之类的传统知识，也就是今天科学史、技术史、学术史甚至教育史的内容拉进思想史，思想史一定要涉及它们吗？第四，是思想史上的“加法”和“减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思想史要不要讨论在时间中人们逐渐淡忘的那些内容？把这些被删去的内容重新放回历史，是否恰恰反映了当时真实的文化环境？如果不发掘这些内容，我们是不是在用一次又一次的“后见之明”来误读过去？第五，是这种不以“人”或“书”为章节或单元的思想史写法，是否可以更好地表现历史的延续脉络，这对习惯了的旧章节形式的思想史读者，会造成困扰吗？第六，是思想史的时代如何划分？7世纪初（也就是初唐）和1895年为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时段划分的标志？这种与过去不同的时段划分法，是否在暗示什么特别的政治性意味？

无论如何，在近10年中，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学界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它不仅引起了被称为“学界热点问题”即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而且促使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转变，甚至引起了文学史、艺术史等学科对于自身的反思，即使是在思想史领域内部，也已经有了多方面的成绩：包括新文献与新史料的充分运用与“眼光向下”的研究趋向；也包括研究范围拓展到所谓“西域”与“东海”，促使思想史研究者思索超越民族国家与恰守民族国家之间的难题，也推动了以“现代性批判”为基本框架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政治史、社会史与知识史的融合。

五 当下中国思想状况与思想史的意义

30年来尤其是近10来年，总括地说，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有四种思潮彼此交织激荡。

第一个是弥漫于社会上并得到广泛呼应的、以“发掘传统”和“弘扬文化”为旗帜的民族主义文化潮流。31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国学界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就是所谓“国学热”，也许还可以包括诸如“读经运动”的兴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热播，各种以传授传统中国文化的“国学班”在各种富裕阶层中的流行，百所孔子学院在海外的相继设立。特别是这种在“弘扬传统”、“反抗霸权”等民族主义外衣包装起来的思潮，得到类似“中国可以说不”、“反对妖魔化中国”、“中国不高兴”等夸张的虚设假想敌威胁的情绪激励，很容易引发同仇敌汽的热情。而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得到广泛赞扬的“中国文化元素”，也在无意中激起了这种对民族自豪与传统精神的高度热情。这一不仅席卷学术界、文化界，甚至席卷政治界的风气，可以用2004年若干文化人的《甲申文化宣言》作为标志，32它不仅得到一些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的参与，把这种价值推向绝对与极端，33而且得到近年来的一些官方或半官方的举措的支持，如（l）政府支持的祭祀炎帝、黄帝以及孔子的活动，暗示着鼓励对民族国家的认同；（2）民间自发组织的诸如汉服运动和投壶之戏，激起回归传统的风潮；（3）在整理儒家经典和修撰清代历史的政府经费支持下，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职业的一批学者，宣称自己的立场向“文化保守主义”方向转化；（4）官方推行的以中国经典诵读为中心的、纳入教育体制的各种“课程”，这逐渐形成了一种与经济、政治相呼应的文化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