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学术史到思想史（第6/9页）

第二个是在政界和学界的传统左派政治思潮的卷土重来。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逐渐趋向市场化，全球资本对于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把中国纳入全球化和现代性的现象，以及10余年间中共江、朱时代提倡的“三个代表”思想，胡、温时代以“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口号开始的政治转化，引起党内党外新老左派相当激烈的反应和抗议。应当公正地说，“科学发展观”表明了经济发展策略在市场和计划间的中间选择，而“和谐社会论”则表明以传统儒家伦理对马列阶级斗争学说的修正，本来并没有使中国国情有过度转变，况且它是否有效，尚需要时日证明。但是，在十七大之前，却激起了一百多位部长级干部和教授的激烈上书，34上书中表现了来自传统左翼的焦急和忧虑。这种焦急和优虑，虽然来自较老的左派，但是奇怪的是它也传达了社会的一种情绪，如果我们看传媒上大量出现的革命传统重新书写，如央视的“重走长征路”、各个电视台的“红色经典重拍”等，可以看到一方面是表明政治权力中心对革命传统失落的担忧，而另一方面则呈现了来自普通社会经验的、民众中对于两极分化等现象的反感，它很容易重新唤起民众对毛时代的回忆。35

第三个是流行在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由于引进西方新理论导致的时尚新潮流。几十年来，西方理论界对西方的现代性、乐观的发展观、普遍的价值理性的批判和质疑，确实揭示了西方发达社会的一些问题，而国际社会出现的种种棘手现象，如恐怖主义、民族主义、霸权主义等，也确实反映了“现代的困境”。在这些年里，科索沃战争、伊拉克事件等也确实给了中国学界相当复杂的刺激和启迪。但是，由于一些学者过分追随现代西方尤其是美国学院左翼理论，横向挪移了当代西方的批判理论，在中国也同样推广对所谓“西方化”和“现代性”进行质疑，36应当说，这种充满激情和想象的理论，很容易激起学者尤其是文学家的共鸣，并引发一些充满道德感和正义感的议论，包括一些对市场、对民主、对自由的价值批判。37他们认为，这些来自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价值，恰恰对中国不宜，因此要对这种现代化或者“美国化”缘饰下的全球化加以警惕。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由于他们以“中国特殊论”去批判“西方普遍论”，在尚未充分发育的市场环境中批判市场，在尚未达成民主制度的时代批判民主，在人民没有享受到真正自由的国家批判自由，特别是，他们受西方“后殖民主义”或“东方主义”理论的影响，一方面把批判资本主义和反抗西方作为“政治正确”，一方面把紧跟西方前沿理论作为有价值的前沿，一方面把中国本土的八九民主运动纳入“反全球化”框架解释，一方面用时尚的社会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包装这种解释，38这就很麻烦了。可是，那种模拟切·格瓦拉式的激进和幻想，很容易引起年轻人的兴趣，并且因为超越“启蒙”的诉求，很容易导致一方面与前面所说的传统左派思潮产生奇怪呼应，一方面又因为批判“西方”而与凸显民族主义的思潮也形成某些有趣的结合。39

第四个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延续的启蒙与新启蒙思潮。这种以古典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思潮，从80年代借文化批评政治、90年代以学术批评政治，一直延续到现在，仍然试图在普遍的政治冷感和经济取向中，坚持自己的反抗，他们的口号是坚持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强调市场经济下的自由、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认为中国目前的不公平现象并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掌握权力者凭借权力牟取不当利益造成的，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公平，让每个人都能从市场中得到公平的机会，就必须推动民主，改变目前的政治体制。但是，麻烦的是他们并不能在实践中证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中国这一特别环境中确实可以防止过度贫富分化，达到“公正”和“合理”，也不能在理论上说明，在西方事先取得优势而导致的国际市场的不平等中，可以有公平的贸易制度和利益分配，更无法在实际上推动政府实现保障市场制度和实现民主自由的条件，特别是它在（一）西方“现代性批判”的新理论冲击下，（二）在现在国际金融风暴中各国普遍“向左转”的冲击下，（三）在民族主义思潮普遍得到情绪支持的影响下，（四）在坚持原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政府的压力下，它如何可能继续存在，不走向极端，并保持它的批判性，这仍是很值得讨论的？40

这四种思潮，有无可能互相整合，从而成为将来大陆中国的主流？现在还不清楚。但是，近来大陆中国思想界纷争不少，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在左派和右派之间，有时是三岔口式的激辩，有时是针尖麦芒式的冲突，把人们逐渐引进了愤怒和情绪之中，学理有时反而被湮没。其实，如果我们透过争论中表面的文饰来看，它一方面是若干人文学科学者在文本层面对中国近年来的历史和社会的争论，一方面其实只是蜗角之争，也就是像茶杯里面的风波一样，有意气和情绪的成分。换句话说，一方面有很多是理论符号上的新旧之争，也就是谁代表了最前沿的思想（这个“前沿”似乎常常由国外学界来界定），一方面则是权力和利益之争，由于这些理论上的论争涉及政治、经济与社会，争论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望得到肯定和回应（毕竟中国思想和理论的价值常常需要落实到政治和制度），因而常常使争论变成谁能获得最有力的支持。由于很多人所不知的背景，总是被淹没在似乎光明正大的旗帜下面，所以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就需要格外警惕。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冲突与论争，给思想史研究者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思想史回应，毕竟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资源、习惯于在历史中寻找答案的国家，中国当代思想也总是有在过去思想史中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来源的传统，因此，思想史研究仍然会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停留在学界的视野中，并保持其持久的活力。41

2008年12月18日于上海草成

2009年4月17日于上海修订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