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史、学术史到思想史（第8/9页）

19 一个标志性的现象是王朔小说的风行，它一方面瓦解了虚伪的崇高，一方面导致了思想的平庸，其实是双刃剑。

20 这些讨论刊登在《读书》1994年的头几期上。

21 参看《学人》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参加者有陈平原、王守常、钱文忠、靳大成、梁治平、刘东、雷颐、葛兆光等。

22 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即在《上海文学》推出“重写文学史”专栏，讨论这一问题，但要到1999年，陈思和才出版真正有重写意味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3 近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渐渐深人与学术史相关的传播（包括书业出版、新闻媒体）和教育（教科书、大学传统与教育制度），因为这两个方面不仅与学术史息息相关，涉及学术研究的传统是如何形成和转变的，也关系到学术研究的风气将如何形成与转变。

24 它的重心在后来逐渐转向“学术规范化”，这很奇怪。

25 这当然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的影响的结果。事后的追忆和评价，参看《南风窗》2002年12期《十三年大脉络》之三《1992春：邓旋风》，第21-22页。

26 有学者一方面认为，“在中国现代市场社会的形成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而是国家干预和暴力的结果”，承认“国家”是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却强调：“中国当代政治腐败的动力之一，即是和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活动相关”，后面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对这一说法的强调不能遮蔽腐败的前一种根源，即“国家”政治权力的过于集中，导致的权钱交易。参看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42期，2001年6月，第20页；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另一版本，载《文艺争鸣》1998年6期。

27 萧功秦从其一贯的立场，对这一相同的现象给出了另外的解释．他认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温和化，及其与保守主义的合流，导致了思想界的分化，因而出现了三种立场：（1）强调秩序价值的新权威主义者、现体制的既得利益维护者与自由派右翼；（2）强调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以民主制衡腐败的自由主义中间派；（3）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平等和公平为核心价值，把现在的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甚至重新发现了“文革”价值的新左派。见其《新左派以及中国思想界的分化》，《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1期。

28 例如，经济学家可能关心市场与公平，社会学家可能从社会结构变迁来看社会，文学家常常从个人感情和生活潮流来观察时代的风气，历史学家则注意从历史角度来讨论中国社会的问题渊源，特别容易注意到历史残存和延续问题。

29 白杰明（Geromie R.Barm）在《赤字：当代中国文化》（In the Ro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一书中，把对1990年代中国的观察，借用匈牙利作家哈拉兹梯（Miklos Haraszti）对东欧的分析，称为“丝绒牢笼”，和我的说法很接近，但是我不能同意他对处于“丝绒牢笼”的知识分子的过激批评，需要对这种无奈的境遇与状况有同情之了解。

30 参看葛兆光《道统、系谱与历史——中国思想史叙述脉络的形成》，《文史哲》2006年第3期。

31 1991年9月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苏联政变后中国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文章，强调“爱国主义”是一种新的凝聚力量，并承认“我们必须现实地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至少在一部分群众中号召力已经很少，强化老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往往引发的是逆反心理”。有人更指出，近30年来的民族主义，被冠以“爱国主义”名义并受到官方自觉支持是在1989年以后。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破天荒地发表《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者教授S的谈话录》，并以编辑部名义盛赞“爱国主义立场”开始的。这可备一说，见黄煌、李金铨《90年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媒体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0期，2003年6月，第57页。

32 2004年，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王蒙和杨振宁领衔发布的《甲申文化宣言》，强调“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仁、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载2004年9月5日《中国青年报》。

33 比如蒋庆、盛洪、陈明、康晓光等，他们有的提倡“制度化儒学”，有的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为万世开太平”，有的甚至认为应当把“儒学”作为中国的宗教。

34 这份上书中说，中国处在很危急的时刻，“一个时期以来，一批‘精英学者’主要宜扬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这种思潮成为践行‘三个代表’思想、推行‘私有化’的有力助手。但随着私有化和贫畜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的凸现，这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思想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

35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何新，他在2006年一份据称已经上报高层的报告中说，“自由主义精英当前所极力鼓吹的某些‘深化改革措施’：土地私有化、国企全面私有化，以及党政彻底分离，国家退出国民经济管理等，正是最终将中国引向全面社会动荡的最好步骤。”见其《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利益集团分析》，引自兴华论坛：http ://bbs.1911.cn。

36 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对1989年以前中国学界的各种思潮均有所批判，唯一没有批评而只是赞扬的，是留学欧美的学者如崔之元等，他认为“他们的问题具有现实尖锐性”，并引述了其“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等。

37 参看南帆《全球化与想象的可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第92-102页。这篇文章写道：“20世纪的历史上演到了最后一幕，全球化终于成为现实——甚至是不可抗拒的现实”，这种忧虑当然有其意义，但是这显然并非全部的历史事实，因为过分夸大了全球化在中国的影响。在中国．社会问题并不完全是全球化的向题，还有历史和传统遗留下来，包括非市场、非全球和非现代的问题。

38 见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42期，2001年6月；参看任不寐《新左派是以后现代的面目对毛泽东思想的文学还原》，出处不详，此引自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