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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西深吸一口气，再吐出来，然后将注意力转移到眼前这次棘手的面谈上。那孩子不安地坐在椅子里。琼西猜想，他十分清楚自己被叫到这儿来的原 因。

“嗯，迪弗尼亚克先生，”他说，“从你的档案上看，你是缅因州 人。”

“哦，是的，是皮茨菲尔德。我——”

“你的档案还表明，你获得了这儿的奖学金，而且你的成绩挺不 错。”

他发现，那孩子已经不只忧心忡忡，他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天啊，这真是难办。琼西以前还从来不曾抓到学生作弊，但是他想，今天不会是最后一次。他只希望这种事情不要经常发生。因为处理起来很难办，用比弗的话说，这是很栽的事 儿。

“迪弗尼亚克先生——大卫，你知不知道，享有奖学金的学生一旦被发现作弊，后果会怎么样？比如说，期中考试作 弊？”

那孩子全身一震，仿佛椅子下面有人恶作剧，用低压电流在他的瘦屁股上击了一下。接着，他的嘴唇发颤，眼泪开始从那张还没有刮过胡子的脸上淌下来，哦上帝，这还是一张孩子的脸 啊。

“我可以告诉你，”琼西说，“奖学金会突然蒸发，这就是后果。‘噗’的一下，就无影无踪 了。”

“我——我——”

琼西的桌上有一个文件夹。他把它打开，取出一张“欧洲历史”的期中试卷，上面是一大堆单项选择题，因为系里坚持要用这种极端愚蠢的考核方式。在这张试卷的上方，是用一支IBM铅笔写下的又粗又重的（“字迹务必清楚连贯，若需更改，请擦干净后再写”）大卫·迪弗尼亚克这个名 字。

“我检查了一下你的作业，大卫，也重新读了你那篇关于法国中世纪封建主义的论文，甚至还看了你的成绩单。你的表现并不优秀，但是还过得去。我也知道你只是达到了这里的要求而已，你真正的兴趣不在我这个领域，对 吧？”

迪弗尼亚克默默地摇了摇头，在三月中旬那不可靠的阳光照耀下，他脸上的泪水闪闪发 亮。

琼西的桌子角上有一盒纸巾，他把它扔了过去，那孩子虽然非常难过，却毫不费力地接住了。反应不错。当你十九岁时，你全身的发条都还很紧，身体的各部分都很灵敏协 调。

过几年再瞧吧，迪弗尼亚克先生，他想，我才不过三十七岁，有些发条就已经松 了。

“也许我应该再给你一次机会。”琼西 说。

他慢慢地、刻意地将迪弗尼亚克的答卷揉成一团，那张答卷正确得令人怀疑，完全是A+的成 绩。

“也许当时的情况是，你那天病了，根本就没有参加考 试。”

“我的确是病了，”大卫·迪弗尼亚克连忙说道，“我想我是得了流 感。”

“那么，也许我该让你回家去写一篇论文，而不是你的同学们所做的单项选择的考试。如果你愿意的话。是一次补考。你愿意这样 吗？”

“是的。”那孩子回答，并用一大团纸巾使劲地擦眼睛。起码他没有来那一套愚蠢的小把戏，说琼西无法证明他作弊，什么也证明不了，他要向学生事务委员会申诉，他要抗议，等等。相反，他哭了，看起来虽然令人难受，但可能是一个好的征兆——十九岁还很年轻，但很多人到十九岁时，就已经把良知丢得差不多了。迪弗尼亚克很爽快地承认了，这表明他的内心还很单纯，还有希望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是的，这太好 了。”

“你知道，如果再发生这种事 情——”

“不会了，”那孩子急切地说，“再也不会了，琼斯教授。”

尽管琼西只是一位副教授，可他懒得更正孩子的称呼。说到底，总有一天他会成为琼斯教授。他最好能当上教授。他和妻子养了一群孩子，如果将来工资不能涨几级，生活可能会很艰难。他们已经有过艰难的感受 了。

“我希望不会，”他说，“给我交一篇三千字的论文，论述诺曼征服的短期影响，行吗，大卫？可以引用别人的观点，但不需要脚注。用不着太正式，但必须是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我要你下星期一交。明白了 吗？”

“是的，是的，先 生。”

“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去动手了。”他又指着迪弗尼亚克脚上的破鞋子说，“下次你想买酒时，先去买双新鞋子。我可不想你再得流感。”

迪弗尼亚克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他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儿，以免琼斯先生改变主意，可他还是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好奇心很重。“您是怎么知道的？您那天根本就不在场，监考的是个研究生 呀。”

“反正我知道，这就够了，”琼西有些粗暴地说，“快走吧，孩子。写一篇好论文，保住你的奖学金。我自己也是缅因州人，来自德里，我也知道皮茨菲尔德。离开那地方可比回到那儿去要 好。”

“这话您真是说对了，”迪弗尼亚克急切地说，“谢谢您。谢谢您给我第二次机 会。”

“出去时把门带 上。”

迪弗尼亚克出去了，很听话地随手关上了门（他买鞋子的钱后来没有花在啤酒上，而是用来给琼西买了一束花，祝愿他尽早康复）。琼西转过身子，再一次望着窗外。阳光虽然不可靠，却很有诱惑力。由于迪弗尼亚克的问题处理得比他预想的要顺利，所以他想，在三月的云罩住天空、也许还有雪下起来之前，他得去享受一下阳光。他原本打算在办公室吃饭，但是突然有了一个新计划。这绝对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计划，可琼西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计划是：拎起提包，带上一份波士顿《凤凰报》，过河去坎布里奇。他可以坐在长椅上，一边吃鸡蛋沙拉三明治，一边晒太 阳。

他站起身，把迪弗尼亚克的文件夹放进标有D-F的柜子里。那孩子问，您是怎么知道的？琼西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甚至是个绝妙的问题。答案是：他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有时候他的确知道。这是事实，不存在其他答案。如果有人拿枪指着他的脑袋，他就会说，他是考试后的第一节课发现的，那个词就在大卫·迪弗尼亚克的脑海里，又大又亮，像红色的霓虹灯一般在心虚地闪烁：作弊者 作弊者 作弊 者。

可是伙计，这都是鬼话——他可不懂心理学。从来都不懂。从来从来从来都不懂。有时候，一些东西突然闪进他的脑海，没错——正是因为这样，他才知道妻子服药的问题的，而且他觉得同样是因为这样，他才知道亨利打电话时情绪低落（不对，是他的声音，只是因为他的声音），但是这种情况几乎再也没有发生了。自从乔西·林肯霍尔那件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奇怪的现象。也许曾经有过奇怪的现象，并且可能陪伴他们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但是很显然，它现在已经消失了。或者几乎是消失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