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罗杰疑案（第10/17页）

杜宾兴致盎然，接着说：“除此之外，《商报》还有一点推论是可以商榷的。其报道中说凶手从玛丽的洋装内部的衬裙中撕下了一条大约长两英尺、宽一英尺的布条，然后用这一布条从女孩头部的后方绕过，在其下巴处打了一个结，并因此而推论凶手这么做是为了防止玛丽大声呼喊，并紧接着继续推论凶手是一个没有随身携带手帕习惯的人。这个推论也很有意思，我们暂且不谈凶手这么做是不是要防止玛丽大声呼救，我们也分析一下凶手‘是一个没有随身携带手帕习惯的人’这个观点是不是合理的。要知道，在巴黎人的记忆中，除了那些混混，几乎每个人都会随身带着一块手帕。也就是说《商报》似乎是在暗示凶手可能是小混混。但是，你肯定也观察到了，在最近这些年来，就算是小混混也已经经常随身掏出一块手帕，就算这些人不穿衬衫、衣着邋遢，可是在身上带一块手帕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显然，《商报》的这个假设也是太想当然了。”

杜宾分析完《商报》的评论之后，我又向他询问对《太阳报》评论的看法：“你认为《太阳报》对这个案子的推论有没有价值呢？”

杜宾嘴角一扬，苦笑着说道：“照我说，为《太阳报》撰稿的人真应该投胎当鹦鹉，不然实在可惜了他。假如他是一只鹦鹉，那一定是其同类中最为出色的，因为他的确非常擅长模仿和重复别人的话！《太阳报》的推理没有任何新意，其唯一的工作就是非常努力地把其他媒体的观点搜集到了一起，然后东拼西凑弄出了一篇报道，其实只是应和或者重申了一遍别人已经说过的观点。在报道中，《太阳报》评论灌木林中新发现的证据说那些东西很显然已经放在那里有三四个星期的时间了，并肯定灌木林就是谋杀发生的现场。这早已被很多人所知道，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对这个观点表示怀疑，不过还是等我们后面谈到和这一点有关的部分时，再来说明这个观点的不实之处吧。”

杜宾建议说：“目前，我们的注意力应该在和此桩命案有关的其他线索上。你是不是也觉得验尸的工作是非常不严谨的？当然尸体的身份应该早就有确认的结果了，可是其他方面的检验结果让人失望。比如最简单的一些问题：死者身上是不是有财物被抢走了？死者从家中出来时身上戴珠宝了吗？假如有，为什么没有在尸体身上发现任何珠宝呢？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和这些问题差不多的疑点需要弄清楚，这些得我们自己亲自去调查，特别是有关玛丽的未婚夫圣·厄斯塔什先生的很多情况，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当然，这不证明我认为他有作案嫌疑，但起码按照正常的调查程序也应该弄清楚一个与死者有着如此非凡关系的人的信息。现在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厄斯塔什先生那份交代自己在星期天的行踪的口供是不是真实的。要知道口供可是常常让人越弄越糊涂的东西。假如那份口供是真实的，那么厄斯塔什先生的嫌疑自然可以排除，可是他又离奇地自杀了，这不得不让他也陷入更大的嫌疑中。当然，他的证词要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没有必要围绕着他这个人以及他的自杀动机大做文章，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调查有关玛丽的死亡真相。”

杜宾不很同意之前各方的侦查方向，他说：“我认为在对于本案的调查中，不应该再过分关注本案已经知道的一些内部环节，我们的调查方向应该是那些目前还不知道的、外部的线索。如果我们只调查那些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的线索，而忽视了那些间接的、表面上并不重要的证据，很可能会让我们完全走错了方向，远离真相。就像我前面说的，如果像法官一样只重视那些和案情直接相关的证据或言论，那么是不能正确判定所有案件的。我们也有不少这样的经验，许多看似不相干的事情很可能就是发现真相的最重要依据。这就如同一些不能被现代科学中的理性知识解释的难题，还可以通过一些有些神秘、难以言说、不好预见却挑不出问题的知识来解释。你可能没有理解我刚才的话。你也知道，在我们人类的漫长历史中，知识的累积和文明的发展从不缺少一些偶然的从生活中那些不相干的、灵光乍现的事情中得到斩获与发现的经验。所以，从人类一直追求进步和突破的角度来说，那些好似不太重要、十分平庸的东西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它们的被人认识，才出现了更多、更大、更超出人们预料的惊人发现。我们也常常感到生活中的真相往往让我们想不到，它不合常理，难以推断或预见，但是这些真相却在全部呈现之前通过很多貌似无关紧要的、完全没有联系的偶然因素给过我们提示，只有那些敏感的人才能提早有所准备。而这些所谓的偶然、机会、超出预料的事，其实完全能够和数学演算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们是能够被归纳到数学运算范畴中的。”

杜宾进一步强调了把调查方向扩大开来的重要意义：“我必须再次强调一下，不少事实真相之所以被发现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直接的、特殊的、珍贵的证据，而往往是在一些间接的、表面上没有干系的事件中得到的，而且通过这些平庸的证据发现的真相往往是非常可靠的。鉴于到目前为止各方对于本案的侦破工作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我已经准备把整个侦破的调查方向完全改变，从命案外部的因素入手，从那些表面上与本案没有什么联系的事件调查上入手。在后面的这段时间中，我希望你能帮我弄清楚厄斯塔什先生的证词是不是真实的，而我将会更加全面和更大规模地再度检索与本案有关的所有媒体信息，我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些能够给我们关于这一案子外部信息的提示。其实直到现在，我们所有的搜集和分析工作所接触的资料和信息都还完全是与本案有着直接关系的一些环节，如果我们的工作进行顺利，能够从中找出一些与本案有间接关系的证据，那么我们对这一命案的调查一定会更加完整。我个人感觉，那些没有被媒体注意到的细微观察点，就是我们重新建立新的调查方向的重要基础。”

于是，在后面的日子里，我按照杜宾给出的建议，对于圣·厄斯塔什先生的证词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和分析，最后我确认这份口供是没有问题的，它不存在什么疑点，完全是一份可信的证词。这同时也说明了厄斯塔什先生与本案没有关系，他是清白的。而杜宾正像自己所说的，把自己埋在各家媒体的报道中，其检索的仔细程度实在让我吃惊，以至于我都觉得他的工作过于琐碎了，几乎没有什么目标。就这样有一个星期之久，杜宾将其工作成果单独整理成册放在了我面前，其摘抄出来的内容如下：